一、安徽放生护生会

1、2019年5月15日，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在中国北京开幕。来自亚洲全部47个国家和世界其他国家及国际组织的1352位会议代表共同出席大会。会议聚焦“亚洲文明交流互鉴与命运共同体”主题，共商亚洲文明发展之道，共话亚洲合作共赢大计，达成广泛共识并发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2019北京共识》如下：

2、我们认为，亚洲先辈们共同创造了璀璨的文明成果，让人类的精神世界更加多彩，物质生活更加丰富，制度样本更加多元。当前，亚洲文明在开放中交流、在互鉴中发展，亚洲文明之花正在世界文明百花园中绚烂绽放。亚洲人民应当树立起高度的文明自信，努力续写亚洲文明新的辉煌。

3、我们看到，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同时，人类面临的各种全球性挑战更加严峻。应对这些挑战，既需要经济的力量、科技的力量，也离不开文化的力量、文明的力量。举办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为促进亚洲乃至世界各国文明加强平等对话、交流互鉴、共同发展，提供了一个广阔新平台。

4、我们认为，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每种文明都有其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都是人类的精神瑰宝。不同文明之间应当相互尊重、包容互鉴，在历史的启迪和现实的昭示中，以多样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以和谐共生超越文明冲突，以交融共享超越文明隔阂，以繁荣共进超越文明固化，共同谱写“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华章。

5、我们认为，一个和平安宁、共同繁荣、开放融通的亚洲和世界，是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应加强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之间的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彼此信任和人民友谊，夯实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社会、民意基础。

6、我们希望，亚洲和国际社会以本次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为新的起点，开展更广泛、更深入的文明对话，进一步拓展多样化的交流机制和多层次的对话平台；坚持在继承中不断发展，薪火相传，与时俱进，用创新发掘文明发展动力，充分激活文明进步的源头活水；加强各国在文化、旅游、教育、媒体、智库、卫生和民间交往等领域的合作，守望相助、团结共进，为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发展注入智慧和力量，共同创造亚洲文明和世界文明的美好未来。

7、我们高度赞赏中方为推动文明对话作出的重要贡献，衷心感谢中方为举办本次大会作出的巨大努力，愿与中方一道共同推动世界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

8、中国汉地建筑受于周之制。《考工记》云：“天下之地势，两山之间，必有川矣，大川之上，必有途矣。”川字形布局，象征河流百川，有芥子纳须弥的含义，寺院就是大千世界，故川字形建筑里突出主次的关系，这只是佛菩萨在成就上的差异，丝毫没有伦理上的差别。梁思成先生认为：“以多座建筑组成的庙宇，通常均取左右均齐之绝对整齐，对称布局，其所注目重者，乃主要中线之成立。其布置秩序均为左右分之，适于礼仪之庄严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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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山门、殿堂、楼阁等不同类型建筑合成庭院。把建筑分解成最小的基本单元——间，间与前面的空间——院，组合成院——间的建筑模式，这虚实的空间有水墨画计白当黑的审美理念，而在佛教中体现了“空与无”的思想内涵。寺中重要的殿堂一般都排列在中轴线上。

10、到广济寺朝礼的人们第一眼让人注目的是天王殿。这里有明代仿唐三彩的四大天王，象征着“风调雨顺”。中间为明代铜弥勒像，与各地寺院看到的“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常笑，笑世间可笑之人”的布袋和尚像不同。布袋和尚只是传说中弥勒佛的化身形象，广济寺天王殿中所供奉的是——天冠弥勒。

二、济南放生组织

1、广济寺最大的殿堂是“大雄殿”。《法华经·从地涌出品》：“善哉！善哉！大雄世尊”。大雄是佛陀的德号，即伟大之英雄之意。佛具大智慧，能降伏魔障，故称大雄。广济寺大雄殿是帝王所敕建，故着黄琉璃瓦。殿脊有香水海，又名华藏世界海，整体呈山形，由水、莲花和一个梵字构成，寓意永恒世界、不生不死。此种殿脊在北京地区独此一家。大雄殿所供奉的三世佛，即西侧过去世迦叶佛，中间是现在世释迦牟尼佛，东侧是未来世的弥勒佛。这样的组合供奉方式与常见寺院所供奉的西方世界阿弥陀佛、本师释迦牟尼佛、东方世界药师佛组合完全不同。佛是智慧之身，法性平等，所表达的合掌皈依仰慈悲，举头见佛生欢喜的精神完全相同。

2、北京不仅是我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也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早在50万年以前,北京城所在的地区就已经有人居住了。从古至今，各种原始宗教以及土生土长的道教都在北京繁衍和发展，外来的佛教、基督宗教、伊斯兰教等宗教亦相继在北京地区传播，并逐渐融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北京历史文化中，逐渐形成了多元文化体系的北京宗教文化。

3、从北京宗教文化的特征来看，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即历史传承性、吸纳包容性、多元共存性、中心引领性和宗教文化民俗性。

4、历史传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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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道教自东汉产生后，就开始在北京地区流传。当时北京地区属幽州，是太平道活动的主要区域。北魏时期统治者以道教为国教，始建于唐朝的天长观是历史上有记载的北京地区第一座道观。金元明清时期，道教在北京地区有着很大的影响。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我国,从东晋十六国时起，佛教传入北京地区。北京是五朝帝都，先后经历了34位皇帝。出于政治与信仰的需要，历朝帝王大多推崇佛教，京城敕建的寺庙比比皆是。基督宗教从唐朝至明末清初曾三度传入中国，但都未能取得长足发展。直到鸦片战争后，传教士与殖民者结伴而来，靠着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在中国传播。随着基督宗教在北京的传播，北京基督宗教文化逐步融入北京历史文化中。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伊斯兰教开始传入中国，宋辽时期传入北京。元明清时期，北京伊斯兰教文化体系形成。

6、道教、佛教、基督宗教、伊斯兰教在北京地区的长期演进中，形成了一条完整清晰的发展脉络，并且有着自己的演进历程和规律。所以说，历史传承性是北京宗教文化的首要特征。

7、吸纳包容性

8、外来宗教都有一个与本土文化相适应的过程。佛教在中国传播过程中，曾发生过“三武一宗法难”，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佛教与中国文化的融合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也就是说，在融合的历史流变中，也蕴含着对立、争辩，乃至冲突。正如有的学者分析说：“当冲突超出理论争辩的范围时，就表现为政治上的限佛、灭佛和兴佛的运动。”佛教与中国儒家、道教“冲突的结果是相互吸收，相互渗透，在碰撞中各自改变着自己的形态。三教冲突的过程也是三教融合的过程”。佛教在中国所遭遇的这几次法难，都没有波及北京地区，所以北京地区在历次法难中，反而成为佛教的“避风港”，赢得了发展的契机。

9、基督宗教在中国的传播更是几经波折。基督宗教在唐朝和元朝曾经传入中国，但未能立足。明末清初第三次传入中国，并且在建堂宣教事业上取了一定进展，而且步入了中国上层社会。但是由于“礼仪之争”引发的百年禁教，导致了基督宗教在华传播的又一次中断。直到近代，基督宗教才在西方列强的炮舰政策庇护下立住脚跟。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基督教掀起“三自”爱国运动，中国天主教开展反帝爱国运动，才逐渐摆脱了“洋教”的称号，为中国人民和社会所吸纳。从上述佛教、基督宗教的传播历程来看，也有一个与中国社会相适应的过程，也经过了一个彼此吸纳与融合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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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因此，吸纳包容性是北京宗教文化的又一个特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