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放生100万
1、北京寺院文物记（续一）
2、十方普觉寺，在西直门外寿安山。寺创于唐，名兜率，元名昭孝，后曰洪庆，寿安，普觉则清怡贤亲王父子重修而赐改也。寺旧有两卧佛，俗呼卧佛寺。前殿者，元英宗至治三年冶铜五十万斤作。设提点所以司营缮。相传清乾隆游幸，疑为金造，于臂凿孔验之，白乳喷出，乃崇重不替。后殿者木造，唐制也，庚子之乱，日军辇运回国。胜利后，索取旧物，无人议及，可惜。殿前有唐植娑罗树，心空不死，其旁又生一株，夏初开花如镂玉，秋结实可治心胃疾。寺门旧有塔，早圯，明宪宗建如来宝塔，亦不知圯何时。近年土人于寺西掘地，得残额。西有大盘石，上建观音堂。其地树木幽森，泉水清治泠，行宫租与外国人消夏，观音堂遂被撤，民初失火，行宫尽毁，乾隆间曾有凤来栖之高松，亦半焦焉。
3、妙应寺，在阜成门内大街北，辽之白塔寺址，塔旧在寺右偏，今正当殿后。寿昌二年，为释迦佛舍利建，内贮舍利二十粒，香泥小塔二千，无垢净光陀罗尼经五部。元至元八年，世祖发视，石函铜瓶，香水盈满，色如玉浆，舍利坚固，灿若金粟，瓶底获一铜钱镌至元通宝四字，阅之愈加崇重。即迎舍利，崇饰斯塔，角玉杵，阶布石栏，檐柱华鬘，身络珠网，制度工巧，古今罕觏。十六年即其寺改建大圣寿万安寺，设影堂。明天顺元年，赐额妙应寺，清代屡加改建重修，颁赐藏咒，为喇嘛焚修之所。余屡访陈喇嘛于此，陈深通唐古忒文，所言亦多启发，勿谓密教之无人也。
4、天庆寺，在崇文门外药王庙西，即辽永泰寺址，金大安中，兵毁。元朝有僧普仁始来栖焉。先是普仁在云朔尝假息间，有以天庆名所栖而告之者，既至此，驸马高唐郡王出重币易是院为驻锡之所。逮甲申冬，皇孙噶玛拉出货泉二千五百缗，洎名骠仍命留守段祯詹事丞张九思，即所居徒蒇事，始于乙酉之春，成于丙戍秋仲。役作掘地得废钟，所刻天庆字者，盖大辽建号也。事梦既协，即为新寺名额。元王恽袁桷皆有记，字多漶勒不可辨。
5、殿西南有浴室，回回制，余尝入之，木门朱漆，其顶穹然，犹是寺之旧遗。明宣德嘉靖曾修之。天顺碑蹇英撰，嘉靖碑徐阶撰。
6、延寿寺，在琉璃厂东北延寿寺街。寺为辽刹，圣宗十二年，以景宗石像成，于寺饭僧。兴宗亦曾幸之，诏宋使于此观系鞠。宋童贯蔡攸帅师入燕，勒碑于寺纪功，将佐姓名备列。宋徽宗北狩居此。金人以汴京所收车舆器仗悉置寺，其地址宏敞可知，意今之，琉璃厂附近数街，皆昔之寺基，而今之寺，乃明正统间，太原僧湛然重建，仅其地之一部耳。今已为民人杂居，有明魏忠贤造铁炉兀立庭中。
7、双塔庆寿寺，在西长安街，本金大庆寿寺，创于金世宗大定二年。元皇庆元年程钜夫撰大藏经解，今佚。明正统中，王振重修，易名大兴隆寺，又名慈恩寺。太学生西安姚显疏言，王振竭生民膏血修寺，请自今凡内臣修寺院悉拆毁以备会廒之用，不纳。嘉靖间，寺废为射所，以讲武演象，后易名双塔寺，以寺有元僧双塔故。九级者，光天普照佛日圆明海云佑圣国师塔:七级者，佛日圆照大禅师可庵塔。元王万庆撰海云禅师碑，在塔前。今其地租与人建屋经商，沦陷七中，近年万始访得，拓而传之。寺东有明末大学士范景文殉节处，有碣志之，今在寺外。（未完）
8、北京地区明清时期的石刻
9、此一时期北京地区的石刻种类最为齐全，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新的类别。内容题材大大丰富了，有许多新生事物于中有所体现。雕凿手法更加纯熟，格式固定。等级制度森严，体量也大小不一。此期不仅有大量的地上石刻与地下石刻，还有大量的建筑石刻、石雕及民俗石刻等。按照石刻学的理论，对中国传统石刻进行分类，大致应有11个类别，北京的石刻也包括了这些类别。明清时期石刻除画像石外，其他均有所体现。拟分述于下：
10、1刻石摩崖类。北京地区此类石刻，以明清时期的遗存居多。其中门头沟区色树坟石佛岭上石窟崖摩刻的明《石古崖修桥补路碑记》、崇化庄明《买地刻石》、木城涧路旁清刻《继序修补道路功德碑》、石景山区八大处明《石佛造像及题记》等为最典型。除此之外，有关民间宗教、帝王巡视、山水题材的摩崖石刻，大多集中在郊县名胜或城近帝王园林的山石上，其字体不形式各异，内容多样，如大觉寺、北海公园、颐和园等，它们是北京明清时期特殊的石刻遗存。
二、坚持每天放生一条鱼
1、2碑碣类。统指刻字碑一类。如按所记内容及功能上去分，有墓碑、祠堂碑、寺庙碑、记事碑、功德碑的不同。如按造型特点分，又有方碑、四面碑、龟碑、卧碑、方尖碑、昆仑碑、嵌墙碑、异形碑等的不同。依此期碑类现状及叙述之方便起见，可分列于下：
2、北京陵墓碑遗存最多。如明清帝王陵寝所立之碑。悼亡纪念死者最常用的手法就是建坟立碑。讲究者，碑上有螭首，下有龟趺、海墁，外罩碑楼。前书死者姓氏、简历、书撰、刻字、经理人姓名，后列出资人官阶、籍贯及捐钱数。阴阳额上亦有“万古流芳”、“捐资题名”等。碑框雕云龙图案，海墁刻鱼鳖虾蟹，碑侧及座侧浮雕升龙、海水江崖及麒麟、瑞兽等。墓碑也有墓主人名碑、功德碑、诰封碑、赐谥碑、敕谕碑、谕祭碑等。比较著名的如今存房山常乐寺的明《姚广孝神道碑》，通县燃灯塔旁的明《李卓吾先生之墓碑》，今存石刻艺术博物馆内的《明故大隆善护国寺西天佛子大国师张桑朵而只墓塔记》、清《巴尔达齐碑》，密云县存清《范承勋碑》，顺义赵全营清《武功大夫碑》等。另外，北京还有一批特殊人物的墓碑，即传教士碑。从明万历年间来华的天主教士利玛窦开始，许多传教士陆续在北京境内传布天主教义，沟通中西方文化，他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有的供职于中国朝廷，死后即埋葬在京师的集体墓地。目前仍保存了上百通墓碑，主要集中在西城区滕公栅栏原传教士墓地和海淀区五塔寺石刻博物馆碑林中。其中知名者除利玛窦外，还有汤若望、南怀仁、郎世宁、张诚、白晋、蒋友仁等。这些碑采用了中国传统的螭首或方首形，下为方座。额题处镌刻十字或教会标志。碑面阴阳则以汉文及拉丁文合壁书写。明清两代传教士墓碑众多，内容涉及面很广，是研究当时社会历史、人物风俗的重要史料。
3、坛庙祠堂碑是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产物，明清帝王除建宫殿外，也同样重视拜天祭神祀祖，这类建筑多雄伟壮观。如太庙、孔庙、国子监、历代帝王庙、雍和宫，天、地、日、月坛，风、雨、雷、霆、先蚕、先农坛等，素有五坛八庙之称。有些建筑虽已不存，但其碑刻仍有留存。如孔庙中的十几座高约八米的告成太学碑等，国子监中清《十三经》刻石、《恭勒御制国学新建辟雍圜水工成碑记》、成贤街《官员人等至此下马》碑，雍和宫由乾隆皇帝撰文的《喇嘛说碑》等。祠堂也是封建时代祭祀性建筑，只不过其受用者及等级不同而已，有皇帝敕建，也有达官显贵、地主豪绅或乡民同建的公共性场所。如今东城区文天祥祠、智化寺(原明王振祠)，西城区汇通祠、贤良祠，石景山刚炳祠，房山区黑龙关(原为祈雨祠)，通州区曹氏宗祠等，其中都有相关的碑刻遗存。
4、寺观碑是有关记载宗教场所兴建、重修、四至、传承、戒条等的碑刻。北京的寺庙庵观众多，它们大多历史悠久，明清兴旺，今存的碑刻数不胜数，此不赘举。会馆碑是北京明清时期又一特色。明永乐年间在北京开科取士，北京也再度成为中央考场，全国举子进京赶考，落榜生在京暂住以待来年。因此，他们联络京官、旅京客商等合力集资购买荒地或官宦私宅改为文人试院。因过去城南地荒不发达，会试举子又出入宣武门，故会馆多集中在今宣武区一带。明嘉靖年间增加外城，使得原本是郊外的城南一带成为发展经济市场的良好环境。清初又在崇文门设税关，使得今崇文区一带云集了一大批工商外来户，此地便成为工商会馆的聚集地。据有关资料显示，北京地区举子会馆与工商会馆多达200余处，至修两广路前尚存上万间馆舍。其中有记事、行规、创修、馆产等的碑刻，如宣武区法源寺前街的《云南会馆重置碑》、下斜街的《全浙会馆重修碑》，崇文区河泊厂附近的《鲁班行会碑》、小江胡同的《创建晋冀会馆碑》等。总之，会馆碑是象北京这样大都市特有的产物，所以在北京的石刻分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
5、研究明清科举制度最重要的实物资料就是现存北京孔庙中的198通进士题名碑，其中明代77通，清118通，另有元代几通，共记载了5000多名进士的姓名、籍贯、名次。此外，还有其他内容的题名碑。如明万历十二年的《户部题名碑》、万历十九年《太常寺正官题名碑》、崇祯七年《顺天府儒学题名碑》、清康熙四十二年《御史题名碑》和道光三年《满道题名碑》等。这些碑刻是研究明清科举制度、职官制、文化与政治的重要史料。
6、3墓志类。明清的墓志形式差别不大，平面呈正方形，汉白玉或青石质地。一般明代墓志中太监志较多，清代墓志中规格较大的要多。此期的墓志数量较大，北京地区大约有上千合，著名的有明太监《赵政墓志》、《钱义墓志》、《房能墓志》、《刘忠墓志》等。其他如明广宁伯墓志》、《明武定侯墓志》、《明沅怀王墓志》、《明遂平公主墓志》等，民间百姓、致仕官僚的更多。清代著名的墓志有《洪承畴夫妻合葬志》、《四川总督苗大生夫妻合葬墓志》、纳兰性德家族墓志等。
7、4塔铭及与塔铭相关的石刻。即指在塔身上镶嵌的塔铭及相关石刻。门头沟的寺庙、戒台寺都有塔院。明清时期的僧塔不少上刻高僧法讳。如房山谷积山明代罗汉塔地宫壁刻《明敕赐谷积东庵释迦如来真身舍利碑》、海淀区五塔寺明建金刚宝座塔周身所刻藏梵文经咒等。
8、5经幢与坟幢。正如前文所述，元代以后经幢较少见，如石景山区法海寺明《楞严经幢》、《大方广佛华严经幢》，今北海天王殿前东西矗立的清制经幢。坟幢如房山谷积山上的《明太监马公幢》等。
9、6造像题记。此期的佛造像及题记大多为明代遗物。如门头沟石佛村的二十几尊造像及部分题记，石景山八大处翠微山麓的造像三尊并题记。
10、7买地券及镇墓券。买地券又称券NB064、墓NB064。一般系子女为亡去的父母买地安葬的凭据，用以告谓鬼神。一式二份，两块券石的接缝处骑缝刻咒语。买地券亦分石质与砖质二种。北京地区发现得较少。如西城区出土《明王赞墓券》，海淀区出土《明王佑茔券》，宣武区出土《萧公买地券》，丰台区出土《清匡士亮买地券》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