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高僧明旸法师离我们而去已经一年多了。由于和明旸法师多年的工作关系和私人交往,排户入室,促膝抚桌,论字评诗,时间虽逝,我对他的思念丝毫没有消逝。明旸法师在外事工作和处理沪台两地关系上的一份大智大慧,现谨将我对这位爱国老人的一次访美之行回忆出来,作为我对他的怀念。
1992年8月26日至9月13日,我随上海佛教访美代表团去美国万佛城。记得代表团团长为明旸法师,真禅法师是顾问,秘书长王永平居士,我任代表团的副秘书长,成员还有上海市佛协副会长贾劲松居士、市佛协副秘书长胡建宁居士、山东明哲法师、浙江广修法师、以及上海圆成、照诚、爱普、弘法、慧真、世良、平喜、慧觉等法师,共22人。访美的前半程是应万佛城度轮法师之邀,主持“护世息灾水陆大法会”,明旸、真禅两位法师任水陆法会的主法。水陆法会后,真禅法师和贾劲松、王永平居士等先行回国。后半程是由明旸法师代度轮法师向美国僧人传戒。度轮法师为得戒和尚,明旸法师代度轮法师为说戒和尚兼羯摩和尚,明哲法师为教授和尚。
由于签证的原因,我们一行到达上海虹桥机场时,尚未拿到护照,虽然前一天才得到消息,签证不成问题。然而,一直到离飞机起飞只有两小时,才拿到护照和确认机票。简直可说是到最后一分钟了。
(一)
我们从旧金山坐汽车3个多小时行程约200英里,才到达“达摩镇”的万佛城。明旸、真禅法师和代表团一行一下车,度轮法师率万佛城的所有美籍僧人和沙弥、沙弥尼,以及到万佛城参加两个法会的好几个国家的信徒倾“城”而出,排队夹道欢迎,度轮法师陪同明旸法师等步入“万佛城”,其他所有僧尼信徒全部跪迎顶礼。
到了寮房,行李甫定,明旸法师顾不得喘一口气,就立即布置王永平、胡建宁居士带领其他法师去布置水陆坛场。
然而,我们得知,度轮法师由于听到误传,上海法师的“行程未定”,而且又是在我们登机时才得到确切消息,所以又另外邀请了台湾的十几个专门负责经忏的法师。对度轮法师和上海佛教法务团来说都是难办的事。按当时处理海峡两岸人员往来关系的惯例,可以以度轮法师请了我们又请了台湾而提出交涉,或留我们请台湾法师回去;或表明我们的态度,退出水陆法会而马上回国。但是这种简单化的处理方法,既不利于巩固多年建立起来的中美两国的佛教界友好交往关系,也不利于团结在海外的台湾法师和台湾同胞,明旸法师和真禅法师马上召集我们一起研究,我们分析了当时的情况并研究解决此事的方案:一是,此事中间有些客观的原因,邀请方度轮法师,上海佛教法务团和台湾法师本身都没有明显的责任;二是,我们与美国佛教界有友好关系,特别是1989年以来的友好关系,我们和祖国台湾的佛教界、台湾在美、在各国各地的法师与大陆的法师的友好交往应当珍惜;三是这次应邀参加水陆的台湾法师资历、声望和地位都很一般的,我们更应团结,不要让他们误解我国的政策。讨论以后,明旸法师和真禅法师拍板决定,我们要搞好这场水陆,以我们的法务水平和宽大容人的慈悲胸怀,团结台湾法师齐心协力,一起为美国佛教徒做好这场水陆法会。明旸法师提出,7天的水陆法会,由上海和台湾法师各做3天,第7天的圆满送圣仪式由两岸法师一起做。让来万佛城的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佛教徒看到,两岸的法师是一家人。
当我们把这个决定告诉那几位台湾法师,并请他们先挑做哪3天时,他们非常感动。他们本来已经感到没有希望,准备打退堂鼓了,因为他们看到明旸、真禅等法师到来时迎接场面规格那么高,看到大陆法师的身份、威望和辈份那么高,所有水陆用的法器又都是从上海带过去的(其中有一部分是1989年中国佛教法务团到美国时留下的),准备着,如果交涉不成,就索赔一笔钱回台湾去了。现在看到大陆法师这样大度和通情达理,而且没有架子地征求他们的意见,很高兴,完全同意我们的安排。
度轮法师知道了我们的决定,也非常高兴,他本来担心海峡两岸都会对他有意见,不敢主动派人来找我们。更怕水陆法会做不成,对一千多个已经预订了的水陆斋主和几十个内坛水陆头无法交代,万一有意外,对他的寺院和本人的威信都会有很大的影响。明旸法师代表法务团做出的决定,不仅让他非常放心,而且非常钦佩明旸法师的魄力和胸襟,感谢明旸法师、真禅法师和中国佛教访美代表团对他的支持和理解。
事后,度轮法师还作了许多对我们友好的表示。例如我们到万佛城的第二天,他就特意派人告诉我,并执意带我去看:原来,在水陆法会的往生堂内,很突出很显著位置上,有当年7月份刚逝世的邓颖超同志的牌位,又领我到延生堂看,那里陈设着当年美国、法国、英国、德国、加拿大五国在任的总统、总理以及邓小平同志的延生牌位。我说:“我国领导人没有这种做法,但是,我很感谢你们对我国领导人表达真诚感情的心意。”度轮法师还让万佛城的法师和工作人员全力配合和听从我们对法务、坛场上的安排。而且在我们在美国的后几天,还帮我们处理了一件较麻烦的事情。
(二)
由此,我还想起一个令人顿生敬意的事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明旸法师去美国访问时,一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离开大陆,后到美国弘法的法师,鉴于明旸法师在海内外的威望,曾私下鼓动明旸法师滞留在美国“弘法”。他对明旸法师说,在美国传教自由,可以自由建庙、自由流动、自由收徒弟,如果明旸法师留下,可以“给”一个庙让明旸法师当方丈。明旸法师见那位法师不了解中国的宗教政策,大义凛然但措辞婉转地对这位法师讲了自己的体会,他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当时已身兼龙华寺、圆明讲堂、北京广济寺、宁波天童寺等4、5个大庙的方丈,还担任中国佛学院、上海佛学院的领导,各地的皈依弟子有几万人,除了个人口袋里的钱不如国外的人多,在其他方面,海外的任何法师都比不了,他笑着问那位法师:“我到了美国,哪个地方的政府能给我们法师这么多条件?”明旸法师还介绍了许多中国和上海宗教活动恢复的情况、各地法师的活动热烈、频繁和受信徒欢迎的盛况,介绍了这位法师熟悉和想了解的一些法师的近况,引起了这位法师的浓厚兴趣。明旸法师这些发自内心的由衷的话语,不仅打消了那位法师对中国佛教界的误解,还让他了解到中国佛教事业的兴旺景象。明旸法师趁机邀请他回到阔别几十年的祖国来观光。对他担心是“逃”出去的,回国时,会不会有麻烦的问题,明旸法师说,他可以以自己和赵朴老个人的名誉担保,让这位法师来去自由,而且一路顺利和愉快。后来,这位法师果然应邀回国观光,受到了赵朴老和明旸法师等的热情接待。
(三)
回过头来,再说水陆法会的事情。
一天下午,台湾的几位法师抢先把水陆法会的榜文贴了出来,我们发现,他们贴出的榜文不是象我们那样,每场水陆,每次都用毛笔抄写出来,而是用在台湾油印的现成纸,上面的年份有“中华民国某某年”的字样,我就向两位大和尚汇报,因为刚解决了前一件事,这又是很敏感的问题,政治性政策性都很强,而且已经贴了出来,如何去交涉和更正,我没有经验也不便出面。大家提了几种方式都不妥当,又是明旸法师想出了一个很好的方式,明旸法师说:“辛苦贾(劲松)居士和王(永平)居士去提一下,就说这是在美国(美国用的是公元年号),用什么年份比较妥当?度轮法师就会懂的。”在贾、王两位居士去同度轮法师交换意见的时间里,明旸、真禅两位法师就在贴榜文处的对面(设水陆内坛的)20多米的房子里,搬了两把椅子坐等回音,开着门看着。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贾、王两位走回来,告诉明旸、真禅法师:“度轮法师很痛快,一提了一个头,他就明白了。答应马上来改,您老放心。”不多一会儿,一位万佛城的工作人员,拿了浆糊和写着“公元1992年”的长纸条,走到贴榜文的墙前。明旸法师看着那个人把榜文上2处原来的字样覆盖掉后,才缓缓站起来,说了声“我们去吃晚饭。”
(四)
我们在打水陆的期间,正逢中国传统的中秋佳节。
龙华寺和玉佛寺都带去不少月饼。明旸法师提议开一个两岸“中秋联谊会”。他把这个意思向度轮法师一谈,度轮法师马上表示赞同,虽然度轮法师本人身体不好,但他让万佛城许多法师和信徒,总共有100多人参加。事先商议好,由真禅法师主持,明旸法师讲话,也请台湾的几个年龄稍长的法师坐在靠中间的位子。台湾的法师几乎全部应邀参加。他们一进房间,一看非常朴素但十分温馨的场面,墙上贴着用大红纸写的“中秋联谊会”,桌上放着一杯杯热茶、一盆盆切开的苏式月饼。当明旸、真禅等法师谦让地请台湾法师往上坐时,台湾法师们一看到这样亲切的场面,大概又感到中秋这样家人团聚的日子,消除了戒备和紧张的心理,又看到除了明、真两位大和尚外,明哲、广修两位是山东和浙江佛协负责人和大长老,80多高龄的圆成法师是龙华寺首座和尚、爱普法师是玉佛寺长老,照诚、慧真、世良、慧觉、慧照等都是各丛林的监院,就坚持不肯朝上坐,后来,除大陆的六位法师坐在正中位子外,其他大陆和台湾法师三三两两自由结合坐在一起,聆听明旸法师热情洋溢的讲话后,融洽地一面饮茶品尝大陆月饼,一面共叙话题。交流共打水陆的体会。几位台湾法师说,上海几位年轻法师都做得这样好,可想而知老和尚(指明、真他们)的道行了。他们说,大陆法师唱的梵呗,80%是正宗“宝华腔”,并笑着请上海法师手下留情,说否则他们在这里(万佛城)和美国没有饭可吃了。(他们指的是上海法师放每场“五大师熖口”都铆足劲用5个小时,而他们放熖口时不到3小时,信徒有比较的话出来。)在以后我们生活在万佛城的十几天里,一直有人提及这段两岸法师和万佛城的佛教界人士一起欢度中秋良宵的佳话。
呜呼,明旸法师离我们而去竟已一年多了,明老生前我没有为他写过文章,第一篇为他写的竟是回忆文章。明旸法师灵骨9月25日入塔在即,痛之悼之哭之,明大和尚,容我一恸,受我一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