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为一切物命之所爱，死为一切物命之所悲”，爱惜生命、救苦救难是佛教的优良传统。
放生，就是看到异类众生被擒、被抓、被关、被卖、被杀，发慈悲心予以赎买、解救、释放的行为。
放生为的是救生。如果没有科学知识和环境生态知识，盲目放生就是一种形式主义，显然与我们放生的目标相背离，不仅不能救生，反而是害生了。
放生一事看似简单，其道理非常深奥，非真正具足智慧的人无法明白，非真正具足正知正见、有修有证的人无法提倡。印光大师在《南浔极乐寺重修放生池疏》中说：“戒杀放生之事浅而易见，戒杀放生之理深而难明。若不明其理，纵能行其事，其心绝不能至诚恻怛，其福田利益亦随其心量而致成微浅。倘遇不知者阻诽，遂可被彼所转，而一腔善心随即消灭者有之。”
慧能大师自得五祖弘忍大师心印后曾乔装平民，隐居猎户群中。大师慈悲，见被擒、被掳之猎物，莫不设法为之放生，还说服猎户放下屠刀，改行向善。
现代人有钱了，仅为了作功德而放生，那又有多少利益呢？
池塘中养殖的活鱼，贩于市场，大批买回，也不考虑放入河中能不能成活，有没有生存能力，一味追求放生的功德，往往适得其反。养殖业的鱼由工业化生产而来，买之不尽；为了放生而大批购买，得益的是卖鱼者；将鱼放入水中，又为捕捞者提供了货源。再者，你要放什么，我就去抓什么，有些人没有一点因果报应意识，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
我们在放生活动时，应考虑鸟类、龟类、禽类、兽类，是否能够独立活命，还要考虑到是否给当地环境造成“物种侵略”灾害。
放生是为了救助物命，如果我们直接参与社会团体中的救助野生动物基金会或世界濒危物种拯救中心的系列活动，都是在全球环境下维持人天和谐的善举，我想换一个方法参与放生可能会更有意义。
保护环境使动物有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更为重要。
若是环境被污染了，有多少的生命会遭殃。如果整治好环境，减少了污染，也就是在救生。治理环境污染需要国际合作、国家投资，作为佛教徒积极参与环境保护，也是在护生。
努力念经诵咒，精进修行，将动物早日度脱畜生道，这是最好的放生。
不杀生是最大的护生，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随时都要注意这一点。
我们内蒙古有一个优良传统，老百姓一定将热水、热汤放凉后再倒，如果随意乱泼热水会杀死无数看不见的生灵。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关注微小乃至无形的生命，这也很重要。
总之，放生是为了救生，要思考如何让其健康生存。放生之时要考虑物种来源、放生环境、放生后果，盲目放生可能会造成生态危害，好事变坏事。在现代社会中民众的环境意识增加，我们寺庙的同修是否也可以参与野生动物救助活动，变化放生的方法，有组织、有意义地放生，而不是随一位游僧、一位活佛、喇嘛，说说皈依、诵诵咒就是放生。佛教是在闻思修和戒定慧上下功夫，希望大家努力修行，能够真正地利乐众生。
宋时张奎，钱塘人，小时候到溪边捕鱼剖之，不小心误伤指头，心中乃悟我伤一指如此痛楚，鱼遭剖割，其痛何如，遂将一篮鱼尽放之，常戒杀放生。后梦一人赠以大鱼，乃生一子，登进士为永州太守，累世富厚。若人欲求子，或求子秀孙贤者，力行放生，必能遂意。
明朝吴文英平生好劝人放生为善，日久每今人厌烦。朋友讥之曰;‘你劝人为善;究竟善在于别人，又不在于你，何苦令人如此生厌’。后来听雪禅师告之曰：‘我闻经中说一人劝一人，作福两平分’。于是吴文英劝人更加卖力，终其一生，没有灾厄坎坷之忧。大凡前世或少时杀业过重之人，不走痴呆多灾，就走劳碌多苦，所以有些虔诚修道者，虽力加修行，仍遭横事多来忤身，可多放生消罪业，若走无钱放生，亦可劝人放生，所得功德亦走相同。
袁柳庄善于观人相貌，判断吉凶祸福，非常灵验。朝廷某官，携带一幼子来求相命，袁柳庄仔细观察，判断小孩，决定夭折，某官为甚为忧虑。
后来遇见一位道人，对某官说：“大人何必忧虑?世间惟有广作阴德，可以挽回定数，但作阴德的机缘也不易得不如放生，因为放生，随时地皆可去作。”于是某官，便立愿放生。力行数年，又遇道人说：“如此作法，善业不广，尚不足以改造命运。”某官后听后，更尽力救放物命，只要有益于生灵的种种善举，无不捐款推广流通，由此保救物命，不可计数。后来其子，竟然平安无恙，袁柳庄得知，也感到惊奇，因此晚年相命，每劝人行善，得以改造命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