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学法师
慈学法师与太虚大师的佛法之缘（上）【慈学老法师口述印宗法师等整理】
我是1921年出生的，今年97岁。回忆起来一生当中所经历的事情，大事、小事，好事、不好的事，真的不少。总结来说出家这一个事，是一生当中最大的一桩事，也是最好的一桩事。
我还不到10岁的时候，得了“童子痨”的病。旧社会医疗水平不高，久治不见好转。眼看快不行了，母亲牵着我到汉正街一个有名的算命先生那里去问吉凶。报了生辰八字之后，那先生叹了口气，说我活不过10岁的。
我的母亲蛮迷信算命先生的话。为了我能活过10岁，母亲到汉口清济寺去，找我在那里出家的大姑商量。经大姑同意，母亲把我送到清济寺里去跟着大姑住，说是准备出家。时隔不久，大姑把我送到汉口六渡桥栖隐寺来，从此就在这里住下来出家了。
有时候也蛮庆幸的，这一生好有福报。遇到了佛法，蛮幸运地出家了。在三宝门前，享受了无量的恩德。而这一生的福报，一切的幸运，一切的恩德，要从我与太虚大师的佛法因缘说起。
以我出家的法眷属来说，太虚大师是我的师公，我属于大师门下的第三代再传弟子。大师是浙江海宁县人，1918年来武汉弘法，在汉阳归元寺讲了《圆觉经》。后来又在武昌龙华寺讲《大乘起信论》，还在汉口佛教正信会讲《十善业道经》。那时候，我还没有出世。
太虚大师是由于讲经因缘来武汉的，注定就是要来说法度众生的。一开始大师在汉口六渡桥落脚，当时有生意人王森甫和他的一些生意上的朋友、兄弟们把房屋捐出来，送给大师居住并作为讲经弘法的根据地。这就为大师在武汉安下身心长期弘法打下了基础。
我来到这个世间的第二年，遇到了千百年来中国佛教最殊胜的因缘。太虚大师用现代教育方式在武汉创办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最为正规、最具影响的佛学高等学府——武昌佛学院。武昌佛学院在佛教界享有“黄埔”之誉。
那是1922年，太虚大师在政界巨人李隐尘、商界大亨陈元白的邀请下，再一次来到汉阳归元寺讲经。讲经期间，李隐尘、陈元白二人，联系了武汉三镇大大小小的官场上的朋友、生意上的朋友，护持讲经法会。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李隐尘还把黄冈老乡萧耀南拉去听经、护持法会。后来萧耀南受太虚大师佛法思想的熏陶，还在归元寺受了归依，成为太虚大师忠实的护法弟子。
由于太虚大师在归元寺的讲经弘法，带动了市民信心高涨。李隐尘、陈元白等人联系政商两界，合力邀请大师留下来在武汉长期弘法，还建议大师在武汉新创一所养成佛教基本人才的学校，培养出家人学习佛法、讲经弘法。同时，也建议大师在武汉设立居士学修道场，培养正信的居士团体，护持佛法。
发起人等在六渡桥汉口佛教会开会，正式礼聘太虚大师为佛学院院长。大师也就开始以院长身份主持佛学院工作，首先成立了佛学院董事会，推举梁启超为首任董事长，还规定了院董们每年负责筹集一定的资金，以保障佛学院教学的正常开支。此外，大师还邀请李隐尘为佛学院院护。
太虚大师来武汉弘法，很快在武汉创办武昌佛学院，顺风顺水，天助其圆。武昌佛学院很快地于1922年9月1日正式开学。督军萧耀南亲自参加了开学典礼，还登台致辞祝贺。
太虚大师当时创办武昌佛学院实行一院两部，分开居住，分开教学。男众部在武昌通湘门外的千家街，女众部在武昌昙华林附近的鼓架坡。女众部是1924年创办的，比男众部晚一些，这也是中国佛教历史上第一所女众学院。
放生图片当时佛学院女众部里的学生，僧俗兼收，既有出家尼众，也有在家信众。我的师父德融法师是第一届学生，曾经在佛学院女众部里读书，系统地接受了学院教育。
太虚大师认为：佛陀四众弟子中，女众虽然没有僧众的根机深，影响大。但是，在佛教教育中是不可能没有女众的。如果少了对女众的佛法教育，那将是有缺憾、不圆满的。如果女众教育成为佛教教育的一部分，对于推动佛教全面振兴，整体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重要意义！
太虚大师真是心怀佛法，高瞻远嘱！
1924年6月15日，武昌佛学院第一届学生60余人圆满地毕业了。看到毕业生60余人，学院教育初见成效！大师喜出望外，拟出了彻底改革佛教的新办法：一是决定在毕业生中选出20名成绩优良者升入佛学研究部，继续深造；二是创办女众部，完整佛教教育。
女众部开学的教学大纲、教学计划、教学方式、课程安排都是仿照男众部的，也是大师亲自设定的。其教学宗旨为：“招集有志学佛之人，不分缁素，授以佛学，俾使行解相应，能宏法利世为宗旨。”
大师希望佛学院的出家学僧毕业后要以“改造寺院为现代化的僧团，以弘法济世”为目标；希望佛学院的居士学员毕业后，要以“组织正信社团，推展人生佛教为己任”。
太虚大师创办武昌佛学院女众部，推动尼众教育。这不仅实现了清末杨文会居士创办尼众教育的未了心愿，而且也使广大女众佛教信众，走出家庭，走出寺院，进入学院，接受佛法教育。真正开始走上了平等接受佛教教育的菩提大道，因而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师父在女众部第一届毕业之后，回到了栖隐寺。因为时局动荡，学院暂时停办了。1927年，太虚大师指定师父为栖隐寺当家师，还指定师父把栖隐寺改为比丘尼丛林。这是武汉佛教历史上的第一个比丘尼丛林。大师亲自主持了挂牌、请执仪式。
1928年国民政府成立后，太虚大师指派法舫法师和唐大圆居士来到武汉，再一次恢复佛学院招生工作并开学，但是因为多种原因，佛学院的教学推进工作并不是很理想。
直到1931年，刚好就是我来栖隐寺出家的那一年，又遇到了佛学院有了新的变化和发展。法舫法师奉太虚大师之命，回到武汉，筹备恢复武昌佛学院的招生及教务工作。
1933年太虚大师指示法舫法师、王森甫、师父的哥哥孙少卿等人，依托佛教正信会，创办了“佛教女子研究部”，接收出家尼众，也接收在家受了三皈五戒的女居士，一起学习佛法。
“佛教女子研究部”的主要授课法师都是太虚大师的学生，有法舫法师、芝峰法师、大醒法师等。我的师父德融法师当时担任研究部的训育主任兼总干事。
慈学法师与太虚大师的佛法之缘（下）
在我的印象中，我师父对太虚大师特别尊重恭敬，只要大师回武汉，师父一定要做两件事：一是请大师来我们栖隐寺讲经说法。如果大师没有时间讲经，至少也要讲一堂随缘开示，接引众生。二是要请大师来我们栖隐寺吃一顿饭，还要请佛学院的法师和董事们、佛教正信会的会长们陪同大师。
请大师和法师、董事们吃饭，师父总是要请人来办素斋。有时不放心，自己还亲自下厨。我是栖隐寺的小照客，负责招呼客人，端茶倒水添饭。
那一天，太虚大师带着大醒法师、法舫法师也来了。中午吃完了饭，我给他们倒茶水。大醒法师高兴地跟我说起要办佛学院，鼓励我好好读书。我说办佛学院的地方离这里很远，师父不让我去了。因为大家都要去读书，寺院里人少了，杂务事没有人做。
大醒法师听了我说的话，立马找我师父商量，要求让我去读书。看我师父没有答应的口气，又去向太虚大师做了汇报。
大师知道师父不要我去读书的事后，马上找师父，话中带有批评的口气说：这个小慈学，我有印象。上一回读研究部的时候，你不要她去读书，说寺院里没有人做事，碰到我回来，要求你让她去读书。这一次听说你还是不要她去读书，这样不好啊！寺院里事情多，做事大家一起做，各人分担一点。读书就是要趁着年轻，她这么小，有机会不培养，等到什么时候？最后，大师用决定的语气说，这一回小慈学一定要去读书！
1935年春节过后，我的师父组织了超荃法师等人全力以赴地投入到佛学院的筹备工作中去了。首先对“育婴敬节堂”的房子稍微修理了一下，布置了老师和学生宿舍，设立了教室、大厨房，购置了床铺、桌椅板凳等用具；又把我们原来研究部的学生们全部转移过去，帮忙打扫卫生，整治环境，紧锣密鼓地预定在下半年开学。
新的环境，新的教学，在老师和学生们的心中，重新唤起了新的希望。开学之前，我的师父和超荃法师请示太虚大师，为新的佛学院命名，大师定名为“汉口八敬学院”。
佛学院的名字，就是佛学院办学的方向和目标！意在女众学佛出家要以戒为师，必须尊重恭敬“八敬法”。
南山大师道宣律祖在《行事钞》上说，“八敬法”，尊之则正法久住，违之则法灭在即，是故应当尊重恭敬，不得有违。太虚大师说“八敬法”是女众出家、受戒的缘起和条件，也是释迦佛大慈悲、大智慧的结晶，体现了佛教平等的思想。
有些人不理解佛法，光看“八敬法”条文的文字内容，说佛教男女不平等。其实这是误解了佛法，我们要晓得，当年释迦佛接受女众出家，是一个极大的进步，是对当时古印度等级制度、男尊女卑的极大挑战，有效地提高了女众的社会地位，真正体现了佛法的平等思想。
从佛学院“八敬学院”的命名，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太虚大师为了正法久住、推动佛教教育的悲心愿力！
16岁这一年，有一位五台山下来的老和尚，说是去朝拜峨眉山路过武汉，在我们栖隐寺挂单三天。三天当中，老和尚奇迹般地说服了我的师父，半夜里为我剃了头发，完成了我神圣的出家。
人世间有些事真的说不清楚，就像我剃头的这一桩事——五六年的等待，五六年的祈盼，五六年的失望。无法想象这是什么因缘。老和尚千里迢迢从五台山到武汉来，到底是去朝拜峨眉山呢？还是来为我剃头的？
太虚大师为佛学院命名，意在尊重戒律。我的师父在教学过程中也就特别注重戒律的课程设置。学院里规定学生来了一定要学习“八敬法”——课本是《大爱道比丘尼经》。学院特别安排为我们学生授了沙弥尼戒、式叉尼戒。我的师父德融法师是我们大家的尼和尚。
在八敬学院读书的这一段时间，是我出家以后最有意义的生活之一。学院生活以学习为主，很有规律。我非常快乐。
我特别喜欢读书，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因缘。学院里晚上八点半打板止静熄灯，我总是觉得太快了——当天的功课、作业还没有做完。有时候真的落下了作业题，就违规地跑到殿堂里去，借佛菩萨供台上的油灯光学习，完成作业任务。但是也常常因为违规——止静熄灯后不回房间，被监学查房发现了，第二天上早殿被罚佛前跪香。
抗日战争期间，武汉时局非常动荡，太虚大师去了四川之后，一直没有到武汉来过。1945年抗战胜利，武汉安定了，大师命苇舫法师先行回到武汉，希望能继续恢复武昌佛学院的教学。因为抗战的需要，武昌佛学院的校舍全部被军队占用了。苇舫法师回到武汉以后，依靠佛教正信会大德居士的联络帮助，很快收回了被占用的学院用地。苇舫法师又组织力量修葺房舍，重新购置了锅碗瓢盆、桌子板凳，添加床铺被单，准备恢复学院。
武昌佛学院又要开学了。1946年春节过后，时隔八年之久，太虚大师再次回到武汉。大师是坐船回来的，我们栖隐寺的比丘尼和佛教正信会的居士们一起，排了好长的队伍到汉口码头夹道欢迎，迎接大师。
大师回来后，住在栖隐寺隔壁的汉口佛教正信会。这里是大师最早在武汉弘法的根据地，经常落脚的地方。大师回来后，知道我师父已经去世几年了，显得非常惊讶和叹惜，亲自嘱咐师父的哥哥孙惠卿居士一家人，要好好地帮忙关照我以后的生活。
栖隐尼众佛学院开办了三年，直到新中国成立。办学过程中延续了太虚大师创办武昌佛学院的基本理念，教授佛学基础知识和文化基础知识，学生僧俗兼收；传承了汉口八敬学院的办学方向和持戒精神，学生们过丛林生活，上殿过堂，半月诵戒。
我这一生来到人间，伴随着太虚大师来武汉弘法，兴教办学，提倡革新佛教，生命显得非常有意义。
太虚大师的行为虽不被人理解，过程中障碍重重，但是在上至官商、知识阶层，下至平民士农、佛教信徒中，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为佛教的转型带来了契机，推动了佛教的发展，这是我们后人应当要总结的。
我出家以后，忝列于大师门下，幸运地成为大师的法门眷属，除了惭愧，也深感荣幸！源于太虚大师的佛法因缘，我在汉口佛教正信会佛教女子研究部启蒙佛法，又在汉口八敬学院熏习戒律，还在栖隐尼众佛学院走上了佛法讲台，尝试着做弘法利生的工作……这一切的心路历程，点滴进步，无一不是来自于太虚大师的慈悲呵护，无一不是来自于甚深佛法的无上因缘。（文：正信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