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国割据时期的福州佛教
王荣国
自虔诚信佛的王审知家族统治的唐末起，闽中寺院猛增，福建佛教进入繁荣，福州尤著。然而王审知去世后，由于统治集团内讧而导致闽国灭亡。南唐据闽北、闽西，留从效——陈洪进控制闽南漳、泉，吴越国割据闽东福州。吴越国实行崇奉佛教政策，境内佛教盛极，成为当时我国佛教一大中心。福州自天福十二年 (947年)至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归入宋朝版图为止，前后为吴越割据达32年，其佛教的状况如何？这正是本文所要阐述的。
寺院是佛教传布与佛事活动的重要场所。大凡重视与支持佛教的封建统治者都大力兴造寺院。吴越国诸王都崇信佛教。据说，钱鏐早年投军时，闽人沩山灵祐的法嗣洪諲禅师对他说：“好自爱。他日贵极，当与佛法为主。”钱镠掌权后非常礼遇洪湮，为之奏请师号，“见必拜跪，擅施丰厚，异于常数。终时执丧礼，念微时之言矣。”(《宋高僧传?庆诸传?附洪湮》)为武肃王后，对其他高僧也礼遇备至，尊德昭为国师，亲自向僧幼璋问法等。还广兴寺塔，“倍于九国”。后继者元瓘、弘佐、弘倧、弘俶继续推行崇佛政策。尤以忠懿王钱弘俶奉佛热情最高。正当北方的周世宗进行裁减寺院，严禁私自出家，限制佛教发展之际，钱弘俶却仿效古印度阿育王造塔故事，制作八万四千铜塔，塔中封藏《宝箧印陀罗尼经》的刻印卷子，颁发境内，浙江兴造数百所大寺院，招揽全国名僧。建隆元年(960年)特邀延寿禅师主持灵隐寺，重建殿宇，有九楼十八阁七十二殿，共1300余问，寺僧达3000多人。后又从灵隐请延寿禅师到南屏山净慈寺。延寿禅师就是在净慈寺内的宗镜堂编纂了有名的《宗镜录》。福州为吴越割据的次年，钱弘俶即位，从此福州佛教的发展就受到钱弘俶佛教政策的扶持。“宋开宝四年(971年)辛未，吴越王钱俶翻阅《华严经》，因询菩萨住处，大会高僧，无能知者，惟灵隐了悟禅师清耸即从法座起，道所以然。”乃派清耸禅师带人前往探寻。“清耸还报，钱王捐金建寺”。(《闽书》卷31《方域志?霍童山》)据记载，寺坐落之处“旧有佛祠，咸通间已废。”开宝四年，吴越王钱弘俶是在旧址上重建，名“大华严寺”。(《三山志》卷37《寺观类五?支提政和万寿寺》) “寺皆钱王矩度，壮丽异常。”并以名僧清耸禅师(闽人)为开山。开宝九年，钱弘俶还作“庆寺疏”刻石于寺，记叙建寺经过与供养情况。此刻石至梁克家修《三山志》时还存于寺中。为感钱弘俶盛德，支提寺建吴越王祠。后祠废，“奉其像于伽蓝堂，以报建寺之功。”开宝六年(973年)，钱弘俶又在支提山建那罗延窟寺。(《支提山志?寺》) 吴越诸王不仅喜欢兴造寺院，延僧住持，而且喜欢雕铸佛教造像。钱弘俶在兴造支提山寺的同时，还用铁“铸天冠菩萨梵容”，而且从浙江用船将所“铸天冠一千身，航海送来”。
吴越国驻闽的官员也大多崇奉佛教。据记载，闽县“河口弥勒院，高惠里，乾德二年(964年)置。钱塘军将邓保洪戍于此，捐所创宅为之。”怀安县“越山吉祥禅院，乾元寺之东北，无诸旧城处也。晋太康三年，既迁新城，其地遂虚。隋唐间以越王故，禁樵采。钱氏十八年，其臣鲍修让为郡守，遂诛秽夷峨为佛庙，乾德二年(946年)也。”(均见《三山志?寺观类一》)这两所寺院都创建于“钱氏十八年”。“越山吉祥禅院”后来更名“华林寺”，考古工作者曾对华林寺大殿进行测绘，于当心间东西对称的平梁底部发现墨书“法轮常转”，“国界安宁”8个字的吉祥语。所谓“国界安宁”吉祥语中的“国界”理所当然的是指“吴越国”。越山吉祥禅院的兴造时正值北方赵宋王朝准备统一南方，鲍修让时任吴越国的福州郡守，为了祈求佛祖保佑吴越国“国界安宁”，“吉祥如意”而建此院，因而取名“吉祥禅院”。而河口弥勒院的修建其用意不言而喻。
正是由于吴越国的君臣积极参与在福州建造寺院，对福州寺院的兴造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因此福州在吴越王钱弘俶统治期间兴造了大批寺院。据宋梁克家《三山志》载，福州“自晋太康始寺绍因于州北，既而终晋才益二寺。越二百载，齐之寺一，梁之寺十七，陈之寺十三，陏之寺三。唐自高祖至于文宗二百二十二年，寺止三十九。至宣宗乃四十一，懿宗一百二，僖宗五十六，昭宗十八。殚穷土木，宪写宫省，极天下之侈矣。而王氏入闽，更加营缮，又增为寺二百六十七，费耗过之。自属吴越，首尾才三十二年，建寺亦二百二十一。”以上从晋到吴越割据福州期间共计建寺781所。梁克家又接着作了说明，“自前至此共为寺七百八十一。特以会到有起置年月者计之，余或更名，或重建不可知也。”(《三山志》卷33《寺观类一》)可见，梁克家在《三山志》中有关福州各个时期兴造的寺院数量，是根据当时他所能汇集的资料进行统计。不过当时资料是否完全收集到又是另一回事。应该说，梁克家的上述统计数字所反映的福州各朝代兴造寺院的递增趋势是可信的，而各朝代的数字基本接近于历史实际。但哀帝朝兴造的数字未能反映在其中，“王氏入闽”与“五代闽国”是两时间概念，其兴造的寺院数字必然不同，梁氏在《三山志》中作“王氏入闽”，很显然包括唐季。笔者曾对福建古代各个时期兴造的寺院数量进行统计，其结果与上述梁氏的统计不尽相同，具体详见拙著《福建佛教史》。其中吴越国统治期间福州各地兴造的寺院数字是：闽县20所，怀安县30所，侯官县21所，长乐县19所，福清县15所，永福县9所，连江县17所，古田县51所，罗源县13所，闽清县8所，福安县23所，宁德县7所，福宁本州23所。福州辖区内总计256所。(《福建佛教史》第157页)比上述《三山志》的统计的221所要多35所。众所周知，在此之前统治闽中的王氏家族大都是虔诚佛教徒，在五代前期其割据闽中近40年中，福建全境兴造了461所，其中福州215所，平均每年5.38所。吴越统治福州前后32年兴造了256所，平均每年8所。显然年寺院兴造的递增幅度比闽国要大。是宋以前福州乃至整个福建寺院平均年递增幅度最大的时期。
就宗派而言，在吴越割据福州时期禅宗最为兴盛。此前闽国时期的福州乃至福建以禅宗为主，禅宗则以青原系占优势。闽国时在福州传法的禅师，除了去世的、退居养老的或移锡他方的之外，吴越统治时期继续传法，以雪峰义存一门最盛，如慧稜法嗣光云、洪俨、慧朗、常慧、静禅师、清换、契讷、弘辩、可隆、守玭、令含、澄静，从展法嗣文钦、瀛和尚、契稳，神晏法嗣智俨、智嵩、文义、智岳、清谔，弘瑫法嗣师贵、义聪、从贵、藏用、彦端、志端、明禅师、祥和尚；岩头全豁一门较小，有罗山道闲法嗣绍孜、义因、重满。以上属青原系第八代。此外尚有青原系第九代禅师，如契符法嗣洞明，道希法嗣玄旨、清慕、志恩、玄亮。他们都属于玄沙师备的再传弟子、雪峰义存的三传弟子。这些青原系第八、九代禅师的年龄比较接近，因为师备在雪峰义存的弟子中年龄最大，师备与义存的年龄相差13岁，而义存与慧稜年龄则相差32岁，因此，师备的后代自然要比慧稜、弘瑫、从展等人的后代年龄大得多，而义存与全豁为法门昆仲，义存比全豁仅年长6岁，所以其后代的年龄也接近。上述禅师传法的年代相近，大致始于五代闽国初，“至吴越、南唐灭国前夕亦即宋开宝年间，个别延至太平兴国初年。”(《福建佛教史》第187页)。
晚唐起禅宗各立门派，先后出现五家。南岳系分蘖出沩仰宗、临济宗，青原系分蘖出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沩仰宗于晚唐传入福建的福州。至闽国时，福州的双峰山、明月山以及东禅院仍有名僧双峰古、道崇、慧茂传法(《景德传灯录》卷12)。到了吴越统治福州时，可以肯定前述几位沩仰宗禅师的法徒仍在福州一带传法，只是名气不大而未能记载于灯录。临济宗此时尚未传入福建。曹洞宗于晚唐传入福建的福州与泉州。闽国时，曹洞宗在福州的传布情况不明。云门宗虽于乾德二年(964年)传入福建闽西，(《福建佛教史》第244～245页)但尚未传入福州。
法眼宗的创立者清凉文益于闽国初入闽在福州地藏院参桂琛得法，后一度在福州侯官甘蔗洲结庵，不久即移锡江西。闽国时期，法眼宗流行于江苏、江西、浙江等地。五代宋初，法眼宗在吴越钱氏统治的浙江很盛．继承文益“衣钵”的有其法嗣德昭、道潜等。他们大都受到吴越王的尊敬和厚待，其弟子甚多。清凉文益之后，法眼宗在福州的传布始于德韶法嗣守威、师术、义隆与慧明法嗣道诚。(《景德传灯录》卷26)其后又有清耸及其法嗣辩隆相继入闽(《景德传灯录》卷25、26)除了清耸是文益的弟子外，其他禅师都是文益的二传弟子，他们都是于吴越割据福州的中期从吴越钱氏统治下的浙江杭州、天台等地入闽到福州传法的。
禅宗以外的其他佛教宗派由于经受会昌法难以及后来战乱频仍的打击，基本上处在衰微状态，但各地仍有不同程度的流行。在闽国时期，法华宗、华严宗、唯识宗、净土宗、律宗、净土宗在福建有不同程度的流行，尤以闽南泉州为著(仅就福建而言)，这种状况延续到南唐、留从效——陈洪进割据时期。吴越国统治的浙江，除了禅宗兴盛外，律宗、法华宗也都比闽中兴盛。福州在吴越统治时未见前述宗派比较有名的僧人传法的记载。而华严宗在福州仍有余绪。据记载，福州乌石山华严岩有一处僧神致题名的摩崖题刻。题为“华严院，住持主沙门神致看经石室。时长兴二载(931年)季夏十九日故题。”(《闽中金石略?神致乌石山题名》)从这段题刻可知，五代后唐时福州乌石山有华严院，僧神致该院的住持。表明当时华严宗在福州一带流行，其状况理应延续到吴越割据福州时。净土宗是佛教中最流行的宗派之一。晚唐五代闽国时福州亦流行此宗，其状况理应延续至吴越统治时期，遗憾的是难于找到文字记载。可见，福州在吴越统治时期基本上保持唐末闽国以禅宗为主其他宗派为辅佛教各宗派并存的格局。在这种格局下，尽管禅宗内部的各宗派的消长情况不一，但就其整体而言，基本上处在持续兴盛状态，其他各佛教宗派不绝如缕，甚至不传。
著名道场数量的多寡是一个时期或一个地方佛教兴盛与否的重要标志。在吴越统治下，福州原来有名的禅宗道场仍然保持兴盛的局面。
名山鼓山于唐德宗朝建有华严寺，会昌排佛时，寺毁。五代初，义存法嗣神晏因王审知之请建禅院，开始成为禅宗大道场。神晏去世后，法嗣智俨继主法席。在吴越统治时。智俨继续住持鼓山。吴越割据福州13年后(后周显德六年，959年) ，退居东山眠龙寺。由智岳继席。乾德五年(967年) 智岳卒。清谔继主鼓山法席。智岳与清谔均为神晏法嗣。
罗山是福州九仙山的支脉(今福州市法海寺后)。寺创于萧梁，后屡废屡兴。原名“罗山寺”或“罗山”，五代称“兴福寺”。唐末五代，名僧岩头全豁的法嗣道闲禅师因王审知之请，来此住持，法席大盛。罗山从此成了有名的禅宗道场。道闲之后，其法嗣绍孜、义因相继主持罗山法席。弘瑫法嗣义聪亦传法于罗山。使罗山在吴越国统治时继续兴盛。
仙踪山在福州旗山之南，白鹤山窠中。五代后唐同光二年(924年)建仙踪院。先有义存法嗣行瑫、师备法嗣契符住持。到了闽国末至吴越统治时则有慧稜法嗣守玭、弘瑫法嗣明禅师、契符法嗣洞明相继在此传法。
白鹿山在闽城福州东南。寺院创于唐元和四年，咸通时赐名“白鹿寺”。是晚唐以来比较有名的禅宗道场。弘瑫法嗣师贵传法于白鹿山白鹿寺。白鹿寺在宋代仍是闽中著名的禅宗道场。
东禅院在福州闽县白马山，始创于梁大通年间。吴越统治时，钱氏改名为“东禅应圣”， 慧稜法嗣契讷 、道希法嗣玄亮相继传法于此。
五代闽国甚至吴越国统治时创立的禅院也名扬禅宗丛林。
白龙院在福州升山，创建于后晋天福元年 (936年)，师备法嗣道希在此传法。闽国末至吴越统治福州的初期，道希的法嗣清慕继席。枕峰观音院创于建隆元年(960年)，有慧稜法嗣清换传法。支提山大华严寺，开宝四年重建。钱弘俶命清凉文益法嗣清耸从杭州灵隐寺移锡前来，“相地建刹，装塑三宝，……化诸有情，同登佛道。”了悟于支提山传法眼宗之法。太平兴国元年(976年)吴越王钱氏命继主支提山法席。祥光院，有慧稜法嗣澄静禅师传法。水陆院，有慧稜法嗣洪俨传法。石佛院，有慧稜法嗣静禅师传法。龙山，有神晏法嗣智嵩、文义相继传法。永隆院在福州侯官县，创建于开宝元年(968年)， 从展法嗣瀛和尚 、弘瑫法嗣彦端相继在此传法。林阳山瑞峰院，有弘瑫法嗣志端传法。报国院，有杭州龙华灵照法嗣照禅师传法。灵峰，有道希法嗣志恩传法。白龙道希法嗣玄旨“曾住黄蘗”，后移锡“福州广平”。令含得法于慧稜，初住福州永福院，继则迁“闽山”可隆，在慧稜处得法，先住福州侯官双〔九〕峰，后“远弃九峰丈室，来坐东禅道场”。人称“福州东禅院可隆了空大师”。法眼宗禅师守威、义隆、师术都是天台德昭的法嗣，分别传法于“福州广平”、“福州玉泉”、“福州严峰”。慧明法嗣道诚则传法福州长溪保明院。他们都是在吴越统治时入闽的。慧稜法嗣光云传法报慈院。慧朗传法于“福州报慈”，从展法嗣文钦传法“福州报慈院”。 “福州报慈”与“福州报慈院”是否同一处，待进一步探讨。
当然在吴越国统治时期福州一带有的著名禅宗道场趋于衰微。如怡山长庆院(今福州西禅寺)在晚唐南岳系名僧大安禅师重兴之后，寺僧多达千人。大安去世后，先后有名僧僧一、洪薦住持。五代开平年间(907～910年)，闽王王审知从泉州招庆院延请雪峰义存法嗣慧稜前来住持。慧稜去世后，其法嗣常慧、弘辩相继继席。弘瑫法嗣藏用亦传法于此。是一处著名的禅宗大道场。但据记载，在闽国末年寺院遭“淮兵(即南唐军)焚毁，独佛殿、经藏、法堂、西僧堂仅存”。但至宋天圣年间才恢复。虽然在吴越统治期间仍名僧来此传法，如法眼宗僧守威，曾受吴越王钱弘俶之命开法于浙江，后移锡入闽，先传法“福州广平”，继之移锡来怡山住持。尽管如此，怡山已无复昔日盛况。又如安国寺在会昌法难中被废，忠懿王予以重兴。“光化初，僧师备自雪峰来居焉。馆徒常千人。高丽、日本诸僧亦有至者。”师备于开平二年(908年)去世，其徒慧球继之。慧球去世后，王审知延请义存法嗣弘瑫继主。几年后弘瑫去世，其法嗣从贵、祥和尚相继住持。是晚唐以来禅宗的重要道场。但于后“晋开运中淮兵入寇，蹂为荒墟。”北宋大中祥符四年才予以重建。福州雪峰寺是名僧义存禅师开创的，是晚唐江南禅宗一大道场，有“北赵州，南雪峰”之誉。但雪峰义存去世后，雪峰寺在闽国时于禅宗丛林中已复昔日声誉。吴越统治时期仍无起色。当然这几所寺院只是少数。从总体上看，在吴越统治福州时期，不但晚唐五代闽国时著名的禅宗道场大都保持过去兴盛的局面，而且一批新近建立的道场也颇有名声。而在上述寺院住持传法的禅师都是《景德传灯录》有立传的名僧(见《景德传灯录》卷21～26)。其时闽中禅宗的盛况可想而知!
总而言之，在吴越统治时期的福州佛教，由于受到比此前闽国统治者王氏崇佛热忱更高的钱弘俶君臣的大力支持而获得持续发展，禅宗依然兴盛，道场林立，名僧云集，特别是在寺院兴造方面比闽国的王氏有过之而无不及。福州佛教是福建佛教分布的重心地带，福州佛教特别是禅宗寺院的繁荣为宋代福建禅宗寺院的极盛奠定基础。
太虚法师：访问团南来之意义及其成就──二十九年三月在星嘉坡怡和轩讲──
李领事、各位来宾：今晚承李俊臣居士设斋欢迎之便，与各位欢聚一堂，曷胜荣幸！兹略言佛教访问团南来之意义。
佛教访问团出国，凡四阅月，由缅之印，转往锡兰，今安抵马来亚之星洲。十五年前，余曾来是邦讲经多日，此行为第三次。当时曾阐扬佛教精神，获得多数人之同情及正确之认识，故即组立“中华佛教会”。嗣后、各佛教团体，亦先后成立。顷李居士解释佛教真谛，以事实说明一切，较余所言者尤为确切。夫佛教在华，已有二千余年历史，举凡通都大邑，以及贫乡僻壤，无不供奉佛像；而政治以及风俗习尚，亦均受其影响，力量之大，可以想见。奈自宋、明以还，一般文人对于佛教大肆攻击，不讥之曰消极，即嘲之曰逃世。降及清季，学校创立，对于佛之错误观念，仍未改正，因此、造成一普遍印象；外人亦遂以为华人不信仰佛教，无足轻重矣。抗战期间，敌人更加恶意宣传，谓我国非佛教，均已成共产党人。南洋远隔祖国万里，诚恐佛教之缅甸、泰国、及国际人士有未尽明了者，受其所愚；组团访问，即本此旨。出国经过情形；尚见顺利。在缅甸时，曾将我国抗战情形，详为报告。盖该处为我国抗战命脉，关系至为密切，国际宣传未容或缺。经余解释后，缅即组织一访问团，赴华访问。后至印度时，则从事文化之探讨。吾人已明了印度文化，认为佛教即为其古代文化之精华；然一千余年来，印度文化中途衰落，与我国亦鲜往还，彼此甚为隔膜，即我国孔子及诸家学说，彼均未知之。赴印目的，即为研究印度近今文化及引起其研究吾华文化之兴趣。经锡兰，本团最大工作，为佛教联络。当余抵锡时，首相、市长及各显要均至舟站欢候，且开多处盛大欢迎会。僧长及余坐于中间，其他官民分列两旁，先受三皈依。锡兰为欧、美交通孔道，且为佛国，实为国际宣传最佳地方，乃倡立“国际佛教联合会”，使与我华佛教联络，现已开始筹备。
以上所言，为佛教访问团此次所获效果。在此抗战期间，希望佛教徒大事改革，适合现代需要，为政府后盾。将来抗战胜利，造成一新兴国家；同时、造成一新兴佛教，则对我民族实多裨益。(苇舫记)(出佛教访问团日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