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福建莆田广化寺三坛大戒受戒纪实·戒会中期（09/13）
过去的我和未来的我过去的我，慢心很大，自认为在庙里很精进，干了很多事情。看周围的同行善友就很观过；过去的我，整天打妄想，经常借口承担不随众，不上早晚殿，不参加大众佛事，还理直气壮；过去的我，不明因果，拿起居士供养的食物，随口就吃，还以为理所当然；过去的我，散心杂话，不知惭愧，心没有一刻在道上。
来到广化寺求戒，戒期已经过去一半了，经过忏罪，礼佛，发愿，得受沙弥十戒。审视一下“现在的我”，身心上都起了哪些好的变化。
首先，原来在庙里上课，有时上一半就打瞌睡，只有靠着浓茶水才能挺住；现在得戒场加持，每天都精神饱满，不觉得累。原来上殿时，经常一会鼻涕一会痰，现在有戒场加持，鼻涕、痰少多了。打妄想的时间也少了。
原来走路大摇大摆，风风火火，现在注意威仪，爱生护生，常观脚下；过去吃饭不懂威仪，狼吞虎咽，唏嘘做声，现在在引礼师父的调教下已经改进了很多；过去拜佛、合掌参差起伏，随自意乐，现在已经能和大众和合一致了。
心理上也起了变化。过去犯的恶业，通过审罪忏悔和法师的慈悲香板，自觉清净了很多，心里轻松了不少。
在广化寺这个大丛林里，随便问一个法师就是出家十几年的时间，令人增长道心，有信心像他们一样安住道场，厚积薄发。
受完沙弥戒后，看到身边的很多同行善友每天互相提醒，互相忏罪，非常随喜赞叹，也增长了自己对“戒”的恭敬和好乐心。发心在戒期里一定要严格持好十条沙弥戒，然后随学比丘戒，发长远心，一条一条逐一落实到日常的行住坐卧中。
马上要受比丘戒了。“现在的我”还在每天努力消除戒障，读诵《劝发菩提心文》，继续消除对某些同戒的观过心理。法师说：“同戒如同命”。因为看到很多同戒和我过去一样，散漫不威仪，有的来戒场却不明白为什么要“受戒”。后来想想，他们其实就是“过去的我”，很多人也会因为师父们的耐心教导，变成“前天的我”，“昨天的我”乃至“今天的我”，所以观过就是观自己的过。
而“今天的我”也还要继续在师父法师们的教导下不断进步。如果能够每天多学一点，每天进步一点，那“未来的我”看“现在的我”也将会是面目可憎，一无是处的。
人只有每天看到自己的不足，发现别人的长处才能进步。今天二师父教吃钵饭。我观察到，二师父吃饭时每次只做一件事，或者拿勺子或者拿筷子，而拿钵的时候，绝不会去拿碗。这就是告诉我们要培养专心一念的等流，不要三心二意。吃饭就吃饭，夹菜就夹菜，绝不要吃着钵里的，看着碗里的。
所以，只要专心做好现在的每一件事，“未来的我”一定能把出家这碗饭吃到底。
夏丐尊与弘一大师的法情道义——纪念夏丐尊居士往生45周年
夏丐尊与弘一大师的法情道义
——纪念夏丐尊居士往生45周年
蔡惠明
今年是夏丐尊居士往生45周年纪念。夏老生于1886年，卒于1946年。他是我国着名的文学家、教育家、出版家，浙江省上虞县人。早年留学日本，清末民初曾与鲁迅、经亨颐、许寿裳、李叔同(弘一大师)等同时执教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后与经亨颐回乡创办春晖中学于白马湖，弘一大师也曾应邀到夏老、丰子恺等集资建造的“晚晴山房”驻锡。1927年后，夏老长期主持开明书店编务，并与叶圣陶先后主编《中学生》杂志，拥有大量读者。他的译着有《爱的教育》、《文章作法》、《半屋杂文》及与叶圣陶合着《文心》等。
据姜丹书《夏丐尊传略》记载：
民国五、六年间，李(叔同)先生以试验断食故，始与佛为缘，卒至披薙入山。其试验断食之机，乃先生动之也。李入山后，易僧名曰弘一。先生义切生死，诸事为之护持，而亦自染佛化，但不茹素，不为僧。尝曰：学佛心不在形，故至晚年虽亦皈依佛法，而以居士终其生。
夏老与弘一大师是莫逆之交，情谊至深。他在《弘一法师之出家》一文中写道：
弘一法师的出家，可以说和我有关，没有我，也许不至于出家！
原来，当时的李叔同在断食与用功之后，只想以居士身份修行，又多次想离开杭州一师。夏老劝阻无效，感到他常去佛寺使自己很孤独，于是愤慨地说：
这样做居士不彻底，索性做和尚倒爽快！
想不到弘一大师果真在虎跑寺出了家。夏老深受感动，发心尽力护法，吃素一年。后来他又受大师持律与苦行精神的熏陶，接受佛教思想，皈依了佛教。他在《弘一法师之出家》一文的最后写道：
自从他出家以后，我已不敢再毁谤佛法，可是对佛法见闻不多，最初总由俗人的见地，感到一种责任，认为如果我不苦留他在杭州，如果不提出断食的话题，也许不会有马(一浮)先生、彭先生(在弘一大师前先出家的弘伞法师)等因缘，他不会出家。如果我不因惜别而发狂言，他即使要出家，也许不会那么快速。我一直为这责任感所苦，尤其在见到他作苦修行或听到他有疾病的时候。近几年来，我因他的督促，也常亲近佛典，略识因缘之不可思议。知道像他那样的人，是于过去无量数劫种了善根的。他的出家，他的弘法度生，都是夙愿使然，而且都是稀有的福德，正应代他欢喜，代众生欢喜，觉得以前的对他不安，对他负责任，不但是自寻烦恼，而且是一种僭妄了。
其实夏老的信佛，力行佛道，以致最终念佛往生，同样是无量数劫种了善根，获得因缘成熟的结果。
姜丹书《夏丐尊传略》还记载：
1924年9月，弘一法师在宁波七塔寺挂单，先生前往拜会，并邀至白马湖小住。
1928年，先生与丰子恺、刘质平等七人发起，集资为弘一法师在白马湖建筑住所。翌年初夏竣工，用李义山“天意怜幽草，人间爱晚晴”句意，题名“晚睛山房”。弘一法师秋凉移此小住，自号“晚晴老人”。……法师圆寂后，先生为编《晚晴老人演讲录》、《晚晴山房书简》等书并作序，《书简》中收有致先生函九十五件之多。
1925年11月出版的《文学周报》，刊载夏老所作《子恺漫画集序》，他对弘一大师的宗教气质备极赞扬，写道：
对于一切事物，不为因袭的成见所缚，都还它一个本来面目，如实观照领略，这才是真解脱、真享乐。
并赞赏弘一大师说：
在他，世间竟没有不好的东西，一切都好，小旅馆好，统舱好，挂褡好，粉破席子好，白菜好，咸苦的蔬菜好，什么都有味，什么都了不得，这是何等风光啊！宗教上的话不说，琐屑的日常生活到此境界，不是所谓生活的艺术化了吗？
夏老接着深有感慨地说：
与和尚数日相叙，深深地感到这点。自怜囫囵吞枣地，过了大半生，平日吃饭穿衣，何曾尝到真滋味！乘船坐车，看山行路，何曾领略到真的情景！虽然愿从今留意，但是去日苦多，又因自幼未曾经过好好的艺术教养，即使自己有这个心，何尝有十分把握，言之抚然！
1926年9月出版的《一般》杂志，发表夏老撰写的一篇题为《长闲》的小说，他以第三人称描述自己，写道：
他这样自语，就自己所藏的书画中想来想去，忽然想到他的畏友弘一法师的“勇猛精进”的小额来。
“好，这个好！挂在这里，大小相配！”
“勇猛精进！”他坐下椅子默念，看了一会。复取了一张空白稿纸，大书“勤靡余劳，心常有闲”八字，用图画钉钉在横幅下，这是他在午睡前在“陶集”中看到的句子。
“是的，要勤靡余劳，才能心有常闲。我现在身安逸而心忙乱啊！”他大彻大悟似地默想。
由此可见，在夏老早期文学作品中，已渗透了佛学思想。
丰子恺和刘质平都是弘一大师的弟子，也是夏老的学生。钱君匋则师事丰子恺，但又在开明书店工作，他也是个篆刻家、书法家、书刊装帧家，很景仰弘一大师的书法。1929年，夏老在开明书店为大师出版《李息翁临古法书》，其中所收皆为大师在俗时的作品，夏老还为此书亲撰“后记”。钱君匋当时正准备请求大师为他新婚题写对联，请夏老转代央求，但为夏老拒绝。后来，夏老取出旧藏中一副大师赠他用北碑书体写的五言联，联语是：“一法不当情，万缘同境象。”夏老在上联右边写了题记：“君匋思得弘公法书，检旧藏赠之。癸酉秋日，丐翁记。”这副对联在十年浩劫期间被抄走，直到1984年才珠还合浦。失落十多年竟“完壁”归赵，也是人间奇事，钱君匋认为“好像有神护着似的”，格外感到珍贵。
1942年弘一大师圆寂泉州，夏老在上海收到大师侍者妙莲法师寄发的“诀别书”：
丐尊居士文席：朽人已于九月初四日迁化，曾赋两偈，附录于后：
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以求，咫尺千里。
问余何适，廓尔亡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谨达不宣。音启
前所记月日系农历又白。
夏老悲恸万分，亲自撰写了挽联：
垂涅槃赋偈相诀，旧雨难忘，大鸣应有溪虎；许娑婆乘愿再来，伊人宛在，长空但观夕阳。
夏老亲自编辑《弘一大师永怀录》并作序道：
集中作者不尽为佛徒，凡所论述，皆各抒所感，伸其敬慕，不必皆合佛法，亦不必一一以佛法绳之。一月当空，千潭齐印，澄清定荡，各应其得。
复老留学日本，极其欣赏日本文化艺术，但他对日本军国主义却深恶痛绝。“一·二八”事变后，他拣来日本飞机炸毁学校的一块弹片放在书桌上，时刻提醒自己不要放松对侵略者的警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侵占上海，夏老深居简出，教员也不当了。1943年冬天，他被日本宪兵司令部逮捕，虽然他的日语说得很流利，但严正拒绝用日语回答日本侵略者的审讯。他的高风亮节和爱国精神，赢得了广大群众和佛教徒的尊敬与拥戴。
1943年，在上海玉佛寺举行弘一大师圆寂一周年纪念会上，我有幸亲近夏老，他穿着蓝布长衫，银发短须，操着浓厚土音的绍兴话，兴致勃勃地谈述了弘一大师的德行与事迹。当时我还是一个不满二十岁的小青年，他慈祥朴素，平易近人，毫无大作家的架子，谆谆劝导我们年青佛教徒要以弘一大师为榜样，认真做人，止恶修善，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他的教诲，成为我学佛的座右铭，永远不会忘记。
1944年，夏老参加“上海普慧大藏经刊行会”的《南传大藏经》翻译工作。该会由盛幼盦居士捐款50万元于1943年在静安寺集会，决定由兴慈、应慈、圆瑛、夏丐尊、黄幼希、赵朴初等人组成，依功德主盛普慧立名。编译计划中有翻译《南传大藏经》以与北传经籍汇合，使如来一代时教圆满无缺。《南传大藏经》即巴利语系南传上座部佛教的三藏典籍，流传于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以及我国云南傣族地区。在西双版纳等地区只有傣文本，没有汉译本。夏老与芝峰、江百和范古农等根据日文本《南传大藏经》翻译成汉文，可惜由于因缘没有具足，仅译了一部份，即南传长部经、中部经(相当于汉译的《长阿含经》、《中阿含经》)、《本生经》、《发趣论》，对南北传经进行比较研究，作出可贵的贡献。同年11月25日，夏老在《致大晚报记者书》中表示对民族危机深为关切，相信抗日正义战争必胜，他信奉佛教救世度人的教义，力行五戒十善以净化自己，并广修六度四摄以净化社会。
1946年4月23日的晚上，我接到陈海量居士的电话，通知夏老病危，要我到霞飞路(现淮海中路)寓所参加助念，当我赶去时，夏老已处弥留时刻，在他床前，点燃着安息香，大家不停地持念“南无阿弥陀佛”，缭绕的香烟和喃喃的佛号声凝成了宁静的气氛，就在这时，夏老悄然地离开人间。他很安祥，没有痛苦。根据他生前的信愿，他已成为净土宗学人，往生极乐国土。
夏老是一向悲天悯人的，他兴奋地盼到了抗日胜利，但当时的局势并没有给他带来乐观，所以他虔修念佛法门，期望得到解脱。临终时，他只以弘一大师的遗物事相托，没有其他遗嘱。往生后二十一天，他的儿子若孙、女儿满子等遵照他的遗愿在上海法藏寺将遗体火化。他的骨灰安葬于浙江上虞夏老故居“平屋”的山丘上，终年六十岁。
1986年6月15日，在夏老的故乡上虞举行隆重集会，纪念这位被重庆新华社誉为“中国民主文化战线上的老战士”诞生100 周年，逝世40周年。重修了他的故居“平屋”。报刊上发表了很多缅怀先德共寄追思的文稿，我也写了篇《夏丐尊与弘一大师》刊载于本刊1986年9月30日出版的总第33 期，主要是介绍夏老与弘一大师的甚深法缘。
我与夏老也有特殊因缘，从玉佛寺初识，蒙他开示教导，到后来他参加翻译《南传大藏经》，从陈海量居士处拜读他的手稿，最后又获参加助念送别，他的光辉形象给我留下深刻难忘的印象。在他往生45周年纪念的日子里，由衷祝愿他乘愿再来，广度众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