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上几乎所有华人寺院都会举行放生活动。中国放生护生活动历二千年而不衰，一些人之所以面对外界的种种非议仍执着地出钱出力放生护生，原因固然很多但关键在于佛经的大力提倡和历代高僧大德的推动。关于放生护生之法和果报，诸经多有记载如《金光明经·流水长者子品》称，流水长者子救起濒死之鱼，与之水食，为其解说大乘经典，诸鱼闻经后，皆生忉利天;又《杂宝藏经》卷五说，一沙弥因救起漂流水中之诸蚁子而得长命之果报。从古至今这类放生护生感得善果的记载甚多，至今在民间仍有很大影响。至于历代高僧大德亲身实践并广为提倡放生的更是多不胜数。例如：梁武帝问宝志禅师：“放生功德如何?”答曰：“放生功德，不可限量。经云：蠢动含灵，皆有佛性，只因迷妄因缘，遂使升沉各别以渠生死轮回，互为六亲眷属，改头换面不复相识。若能发喜舍心，起慈悲念，赎命放生者现世保病延生，未来当证菩提。”
禅宗六祖惠能大师，自得五祖弘忍大师黄梅心印后，为躲避同门兄弟的迫害，逃亡江南隐姓埋名，隐居于猎户群中。猎人交待大师守网，大师慈悲为怀，见被擒被抓的狼獐鹿兔等等猎物，莫不设法为之放生，这样放生放了16年，救活的物命不可胜数，并且感动了猎户，改行向善。后大师坐曹溪道场，大兴禅宗，道播神州!
永明延寿禅师，五代时人，曾任余杭县库吏，常常因救急以库钱买鱼虾等物命放生，后以监守自盗罪被判死刑。行刑前他态度从容，面不改色。国王很奇怪，便询问他缘由。他回答：“我因为放生，救活的生命数以千万，趁此功德，正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怎能不欢喜呢!”国王敬重其德行，便释放了他，大师自此出家为僧，念佛修行，得道证果，后世尊为莲宗六祖。
莲池大师为明末高僧，极力倡导净土法门和戒杀放生，他说：“疾病之由，多从杀生中来，故偏重放生也。”“戒杀之众，善神守护灾横消除，寿算绵长，子孙贤孝，吉祥种种，难可具陈。若更随力放生加持念佛，不但增崇福德必当随愿往生，永脱轮回入不退地。”“世间至重者生命，天下最惨者杀伤。”“放生非独佛教，儒中君子无不奉行。”“诸放生者或增福寿，或延寿算，或免急难，或起沉疴，或生天堂，或证道果，随施获报，皆有征据”“普劝世人随所见生命发慈悲心，捐舍世财作斯方便。”“若无财者，只发慈悲心，亦是福德，或劝他人放生，或见人放生，赞叹随喜，增其善念，亦是福德。”
明末高僧憨山大师作《放生偈》云：“人既爱其寿，生物爱其命。放生合天心，放生顺佛令，放生免三灾，放生离九横，放生寿命长放生官禄盛，放生子孙昌，放生家门庆，放生无忧恼，放生少疾病，放生解冤结，放生罪垢净。放生观音慈，放生普贤行，放生与杀生，果报明如镜。放生又念佛，万修万人证。”明末天台宗高僧蕅益大师著有《灵峰宗论》等。他说：“欲即人心证佛心，转劫浊成净土，术莫大于放生。放生一法，唯广与久。一杯水不救车薪火，唯设人各一杯焉，一杯不已再一杯已，杯水多，车火未有不灭者。今杀运纷纷，并同分恶业招感，非慈悲三昧水，孰能熄之?”
近代印光大师被尊为净土宗十三祖，有《印光大师文钞》行世。他大力提倡戒杀茹素、念佛放生，影响极大。他说：“凡有欲家门清泰、身心康宁、天下太平、人民安乐者，请皆于戒杀放生、吃素念佛中求之，则求无不得矣。”“佛教东来，阐明因果报应，令人戒杀放生，断荤吃素。”“余向提倡戒杀放生、因果报应等事理，以期挽救天灾祸。”“我今幸承宿世福善，生于人道，固宜解怨释结，戒杀放生，令彼一切有生命者，各得其所。又为念佛回向净土，令得度脱。”“凡大圣大贤，无不以戒杀放生为挽杀劫以培福果、息刀兵而乐天年之基址。”“须知放生一事，实为发起同人、普护物命之最胜善心。”“放生一事，原为启发现未人之善心，以期戒杀茹素，普令含识各得其所，各尽天年。近之则息杀因，远之则灭杀果，小之则全吾心之纯仁，大之则弭世界之杀劫。”“戒杀放生之事，浅而易见。戒杀放生之理，深而难明。”“圣君贤相，哲士鸿儒，多皆仰遵佛训，俯培己仁，或茹素而断荤，或戒杀而放生，其嘉言懿行载诸史册，亦企后人同修慈心、愍彼物类。”
近代弘一法师说：“先问诸君：一欲延寿否?二欲愈病否?三欲免难否?四欲得子否?倘愿者，今有一最简便易行之法奉告，即是放生也。”“惟愿诸君自今以后，力行放生之事，痛改杀生之事。”禅宗一代宗师虚云老和尚开示说：“我们要勇猛精进，要内外加修。内修，即是单单的参一句‘念佛是谁’的话头，或念一句‘阿弥陀佛’，不起贪瞋痴恚种种其他念头，使真如法性得以透露。外修，即是戒杀放生，将十恶转为十善，不要一天到晚酒肉熏天，造无边的罪业。”“近来世界人民遭难，杀劫之重，皆是果报所遭;每每劝世人要戒杀放生、吃斋念佛者，也就是要大家免遭因果轮回之报;诸位须当信奉，种植善因，成就佛果。”天台宗谛闲大师说：“不杀为诸戒之首，而放生为众善之先也。”“历朝以来，缁素同人，慈善大家，以放生为务者，典籍所载，未易仆罄也。
中国佛教协会第一任会长圆瑛大师说：“至论护生一事，佛儒二教，若合符节。我佛以大慈大悲而为救世之本，大慈者，与一切众生之乐，大悲者，拔一切众生之苦。”“吾人当学佛之大慈大悲，实行戒杀放生，方是学佛之行。是以学佛者，不仅持律戒杀，尤当竭力放生，方合我佛慈悲宗旨。”“儒教《周易》有言，乾曰大生，坤曰广生，天地之大德曰生，故孔子赞《易》以生生。吾人应体天地好生之德，提倡戒杀放生。”“出家以来，每年力行放生，本会乃以莲池放生会为名，当以佛教慈悲，儒宗恻隐，而作护生运动，实为天下无上吉祥善事。”“希望社会诸君，勉力行之，即遇寿辰、结婚、生子，是自己求生，庆生吉祥之事，均宜戒杀放生茹素，以善因而求善果也。”
由于放生既源于中国古代民俗，又有佛教经典的依据和高僧大德的提倡，因而在中国民间和佛教界均有相当深远的影响，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有关放生护生的诗文。如唐代白居易诗：“谁道群生性命微，一般骨肉一般皮。劝君莫打枝头鸟，子在巢中望母归。”宋代陆游诗云：“血肉淋漓味足珍，一般痛苦怨难伸!设身处地扪心想，谁肯将刀割自身?”元代赵孟俯诗：“同生今世亦有缘，同尽沧桑一梦间。往事不堪回首论，放生池畔忆前愆。”这些诗文寓意深刻，发人深省。近代漫画家丰子恺先生绘有《护生画集》，配以弘一法师书写的放生护生诗，流传甚广。
佛门放生基于因缘果报、众生平等的理念
放生一词源于佛教，也是佛门信徒的一种修行方式。它不完全等同于动物保护，因为其根本思想源于佛门慈悲和因缘果报。然而当前一些不如法的放生行为将这本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的事备受诟病。那么佛教中究竟如何定义放生、放生有何殊胜功德，我们又当如何看待当下放生所面临的种种现象、如何如理如法放生?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学诚法师就此为我们做了全面的解读。
佛教放生文化源于佛教经典和古代高僧的大力倡导。如《梵网经》说：“以慈心故，行放生业。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故六道众生皆是我父母。而杀而食者，即杀我父母，亦杀我故身。……若见世人杀畜生时，应方便救护，解其苦难。”
《佛为首迦长者说业报差别经》说：“有十业能令众生得长命报：一者，自不杀生;二者，劝他不杀;三者，赞叹不杀;四者，见他不杀，心生欢喜;五者，见被杀者，方便救免;六者，见死怖者，安慰其心;七者，见恐怖者，施与无畏;八者，见诸患苦之人，起慈愍心;九者，见诸急难之人，起大悲心;十者，以诸饮食惠施众生。”
放生兴盛于隋唐，天台宗智者大师曾舍财作大放生池，沿海渔民受到感化，自愿捐弃捕鱼之业，沿海四百余里尽成放生之地，存活生灵亿万之巨。其后历代高僧大德亦多劝世人戒杀放生。
放生蕴含着佛教众生平等、尊重生命的慈悲情怀，自他相关、因果回馈的辩证智慧，善待众生、普度众生的宗旨追求。
放生在中国的盛行是佛教与儒家传统文化的结合。《史记·殷本纪》记载：“汤出，见野张网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网。’汤曰：‘嘻，尽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网。’”“网开一面”的典故即来源于此。《孟子》说：“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
佛教则基于因缘果报、众生平等的系统理念，更进一步倡导彻底戒杀并积极护生放生，落实于戒律并编制放生仪轨，历代众多高僧大德带动护生放生，文人居士也大力倡导，如著名诗人白居易笃信佛教，以《鸟》为题作诗：“谁道群生性命微?一般骨肉一般皮。劝君莫打枝头鸟，子在巢中望母归。”近代弘一大师和丰子恺师徒二人合作完成《护生画集》，形成了丰富的护生放生文化。
放生文化的意义在于践行、涵养仁恕精神、慈悲之道，如果人人都能够爱护生命、保护生命，就能从根本上消减滥捕滥杀，对于促进生态平衡、人心良善、社会和谐、世界和平具有重大意义。
放生应基于护生，尤其要克服功利化、形式化的趋向，应当周全考虑，缜密操作，避免造成直接或间接的害生和扰民，特别应注意社会关系协调，注重理念宣导，化导他人戒杀护生。
寂静的春天与地球生态关怀 《寂静的春天》与地球生态关怀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地球生态环境问题尚不明朗，但先知先觉者在不同角度旁敲侧击地触及了这个问题，一些学者已开始关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一战后法国思想家史怀哲提出“敬畏生命”的全新生存伦理观，认为“敬畏生命、生命的休戚与共是世界中的大事”。美国林学家利奥波德则在《沙乡年鉴》(1947年)中提出创建“大地伦理学”的任务，认为自然“是一个高度组织起来的结构，它的功能的运转依赖于它的各种不同部分的相互配合和竞争”。而美国著名女科学家蕾切尔·卡逊在1962年正式出版的《寂静的春天》及其所引发的举世瞩目的“杀虫剂之争”，则是国际社会关注生态的开始。
在《寂静的春天》中，卡逊通过一桩桩具体的实证案例揭示出化学农药对自然界与人类的危害，向世人警示：“我们冒着极大的危险竭力把大自然改造得适合我们的心意，但却未能达到目的，这确实是令人心痛的讽刺。”《寂静的春天》是人类环境意识的启蒙者和照亮者，它不仅唤醒了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而且使生态学成为显学，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及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有着直接的推动和贡献。
《寂静的春天》问世后，引发地球环境保护运动的展开。20世纪60年代至今已出现两次环境保护运动浪潮。第一次高潮出现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第二次是在九十年代以后。从第一次到第二次的发展轨迹看，无论是现实层面还是理论研究，都有越来越多的公众关注地球生态保护问题，理论家们更是从环境危机的表象转向纵深的层面和整体问题的思考，并着力探究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
深度理论探索：西方生态思潮
生态问题难以仅仅靠治理措施与政策法规的出台而得到彻底解决，必须是人类深层意识与价值理念的根本改变，所以，不同思想背景的人纷纷在理论上探索，寻求解决问题的有效路径。在各种思潮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有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深生态学、生态女性主义等。
在西方的生态理论思潮中，生态马克思主义有较高和十分重要的地位，也是当代西方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流派之一。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在继承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分析批判生态危机，着力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人类目前面临的生态危机的相关性，并“把矛盾置于资本主义生产与整个生态系统之间的基本矛盾这一高度加以认识”，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导致了经济和生态的双重危机。为了解决二者的冲突必须进行生态重建。
作为生态伦理思潮的主要代表之一，深生态学则强调自然的内在价值和生物的绝对平等性，否认人的特殊价值，认为人类只是所有物种中的一种，既不更好也不更坏，众多物种在整个生态系统中都有自己的位置，人类世界与非人类世界没有任何区别和分界线，坚持宇宙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生态女性主义认为，生态危机与人类社会的男性中心主义有着深刻的关联，文明对自然的压迫和对女性的压迫有着直接的联系，现代性危机尤其是现代精神的危机，与男性精神的单向度膨胀扩张和女性文化精神的缺失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文化维度的缺失引发了严重的结果，造成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和恶化，因此生态女权主义理论家们指出，要消除生态危机必须倡导恢复女性文化精神，女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源远流长，二者在自然造化力量上有着相似的表现。女性精神与原则的恢复无疑可以使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关系得到重建。
西方生态思潮虽然各执一说，但论争的本质与核心问题是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对此，我们既要反对极端人类中心主义，同时也反对极端自然中心主义(自然崇拜)，从而实现双重超越，才能更好地解决人类与地球的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