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能的禅学思想有哪些特点和影响?
惠能(638—713)，或作慧能，俗姓卢，原籍范阳(今北京城西南)，因父“左降迁流岭南”而成新州(今广东新兴县)百姓。因早年丧父，老母遗孤，移至南海。由于家境贫困，惠能卖柴以供家用。据说于市上偶闻一客诵《金刚经》，“心明便悟”，得知客从黄梅弘忍处来，即辞别老母，前往黄梅礼拜禅宗五祖弘忍大师。《曹溪大师别传》则记载，惠能在见弘忍之前，已经有了一段学佛的经历，特别是对《涅槃经》有了一定的体会。
据说惠能一见弘忍，便直言“唯求作佛”。弘忍责之日：“汝是岭南人，又是獦獠，若为堪作佛?”惠能答日：“人即有南北，佛性即无南北。猫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弘忍见惠能答语非凡，很器重他，便把他留下了。惠能先在弘忍门下随众作务，踏碓八月有余。后弘忍为付衣法，命众门人各作一偈以呈见解。众人皆言，我等不需澄心用意作偈，神秀上座是教授师，待他得法后，我等自可依止。神秀上座思惟良久后作偈言：“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弘忍对此的评价是只到门前，尚未入得门见自本性。惠能亦作一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惹尘埃。”惠能所呈心地得弘忍印可，并因此而密受衣法，成为禅宗六祖。
惠能得法后，为防人争夺法衣，领弘忍“将法向南，三年勿弘”之训，回到岭南，避难于猎人之间多年。后至广州法性寺，值印宗法师在讲《涅槃经》。时有风吹幡动，一僧日风动，一僧日幡动，议论不已。惠的重视。一问方知是佛法南来，便为惠能剃发，愿事为师，并请智光律师为之授戒。是年为仪凤元年(公元676年)，惠能39岁。法性寺即今广州光孝寺，寺中现有瘗发塔、风幡堂等遗迹。惠能出家受戒后，就在法性寺的菩提树下为众人开“东山法门”。不久，回到曹溪，行化近四十年，门徒数千人，因久住曹溪而被称为“曹溪大师”，成为禅宗南宗的创始人。据说武则天和唐中宗都曾召他人京，均力辞，始终保持了弘忍一脉相承的山林佛教的特色。惠能圆寂后，唐宪宗追谥为“大鉴禅师”。唐代著名的文人王维、柳宗元、刘禹锡等都曾为惠能写过碑铭。惠能的言行说教后由门人汇集整理而编成《坛经》一书，成为惠能南宗的代表著作。
惠能的禅学思想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一、以空融有、空有相摄的教理基础。惠能禅学以“心”作为融摄空有的理论基石。此“心”既不是真心，也不是妄心，而是念念不断，念念无住的当下现实之心。此当下现实之心是性空实相论与涅槃真心说相结合的产物。二、即心即佛、自在解脱的解脱论。惠能突出当下之心，是为了引导人们反求诸己，从自身中追求解脱成佛。惠能将众生与佛的差别归结为自心(性)迷悟的不同，众生与佛的不二，是以心(性)为中介的。所谓的解脱，就是向内心体悟自性本具一切，去除妄想浮云，于自心顿现真如本性，于一切法不取不舍，自性自度，自成佛道。三、识心见性、顿悟成佛的修行观。顿悟成佛是惠能南宗特有的标志。所谓悟就是任心自运，念念不起执著，是自心本性的自然显现，这就决定了“悟”必为顿悟。惠能的顿悟说以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无念”重在说明妄念不起，“无住”则强调正念不断。而这两者又都立足于实相无相的基础之上。
惠能禅宗的佛性论是中国佛性思想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惠能既综合了从人、心、理(境)等不同方面来理解佛性的各家异说，又超越了各家的思想。他在融摄中观般若思想的基础上，把大乘佛学虚构出来的精神实体重新拉回人们的现实之心，使早期佛教的心之解脱经过如来藏自性清净心的发展，又获得了新的形式；使佛陀的解脱论在完成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之后，又得到了新的肯定。惠能的自在解脱论融宗教信仰于现实生活，凸显了人的价值。他否定盲目迷信神灵神性，突出众生的自心自性，主张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佛性面前人人平等。他把人格与人性抬到至上的位置，将解脱交到人们自己手中，要其凭借自信与自力去实现自我的拯救与超越。惠能反对墨守成规，死守经典，强调自我领悟，用活泼泼的语言启发人独立思考。这对中国佛学乃至整个中国思想界的影响都是深远的。
作为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代宗师，惠能所倡导的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简易法门，强调自证自度，妙解顿悟，而不重经教师说、坐禅入定，开中国禅宗一代新风，不仅对推动佛教中国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影响中国思想史达上千年之久。
(摘自《佛学问答》洪修平、许颖 著)
唐朝时期的反佛道斗争和朴素的唯物论唐朝时期的反佛道斗争和朴素的唯物论
在佛、道两教十分兴盛时期，唐代也出现了反佛道的斗争和朴素的唯物论者吕才、刘禹锡、柳宗元。
【韩、李反佛道的斗争及其影响】儒家，本不是宗教。佛教兴盛，许多读书人都受了佛家思想很大的影响，如诗人王维、柳宗元、白居易等人均是佛教的同情者，以文学儒术为佛教护法，成为佛法的宣传者，反而推动了佛教的发展。一般人也并不觉得佛与儒有何抵触。但有一些以卫道者自居的人，则从不同角度来反对佛教，如唐初的傅奕，反对佛教无君臣父子，破坏了封建体系；又反对佛教以三涂六道欺愚吓庸。李德裕则主要从国民经济立场上反对崇佛。而从理论上辟佛，建立一套儒家理论体系来与佛教对抗的则为戟愈和李翱。韩愈著《原道》，主张：“人其人（强迫和尚还俗），火其书（烧去佛经），庐其居（改寺院为民房），明先王之道以道之。”又著《原性》，提倡孔子“性相近、习相远”之心性论。李翱（字习之）则著《复性书》，主张性本无善无恶，说：“凡人之性，犹圣人之性欤；桀纣之性，犹尧舜之性欤！”主张恢复本性。虽然导源于《中庸》的“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实已受了佛家明心见性说的影响。唯心色彩已较韩愈为浓厚。韩愈自己从感情上深恨佛道，不但从理论上辟佛，还从行动上以死谏迎佛骨。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陕西凤翔法门寺有一块所谓佛骨，唐宪宗要把它迎回宫中供奉。韩愈作《谏迎佛骨表》表示反对，提出把视为佛门圣物的佛骨，“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因此而触怒了宪宗，几乎丧命，最后被宪宗贬作潮州刺史。韩愈在反佛的同时又辟道，除《原道》并论二氏（佛、道）外，在所作的《李干墓志铭》文中也极论金丹之害。应该说韩愈的一些主张还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正论。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韩、李的思想成为宋初道学的根源，开了理学的先河，是中国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关键。
【唯物论者吕才、刘禹锡、柳宗元】在唐代各色各样唯心主义发达的同时，也有一些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第一是唐初的吕才。吕才（600—665），博州清平（今山东聊城）人。太宗贞观中，因中书令温彦博荐，累擢太常博士，受太宗命编审阴阳五行术数书，将一些虚妄迷信特甚的书籍删除，编了新书五十三篇，合旧书可用者四十七篇共百篇颁行天下。他所编的书均通俗易解，对世俗迷信之说驳斥得很彻底。《新唐书·吕才传》收其中“卜宅”、“禄命”和“葬经”三篇，针对当时世俗住房子、埋葬迷信风水和相信算命均痛加针砭，驳得体无完肤。如论“卜宅”，说上古穴居野处，哪有所谓“卜宅”；论“禄命”，历举春秋鲁庄公、秦庄襄王、秦始皇、汉武帝、刘宋高祖刘裕等人的生辰八字推算，完全不灵。指出有不少人“同年同禄，而富贱悬殊；共命共胎，而夭寿更异”。人们相信禄命的原因是“卜筮者高人禄命，以悦人心，矫言祸福，以尽人财”。并归结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台建禄而后吉乎？积恶之家，必有余殃，（山豆）劫杀而后灾乎？”（建禄、劫杀均算命术语，建禄谓禄神主命，劫杀谓劫财、杀神主命）。“葬经”则说古人要葬无非做子孙的求得安心，先人的葬地葬时与子孙祸福完全无关。又举实例说殷人丧事用日中，夏人丧事用昏，均不择时；春秋子产太叔葬郑简公亦不择时，说明安葬择日论风水实属无稽。均非常通达辩博，是唯物观点的言论。吕才可以说是王充而后致力于破除迷信的思想家。他论学范围虽因材料有限，不如王充那样丰富，但王充还保留了禄命的观念，吕才则批判了禄命观，比王充又胜一筹。
其二是诗人刘禹锡。刘禹锡（772—842），字梦得，自言系出中山（今治河北定县），是唐顺宗时王叔文一党，也因是王党的关系而坎坷一生。后因裴度力荐，迁太子宾客，加检校礼部尚书，也称刘宾客。刘梦得（禹锡）的思想在当时士大夫中确是佼校不凡。他具有一套唯物的观点，虽然是比较朴素的，在他所著的《刘宾客集》中，有他的哲学名著《天论》三篇。他在《天论》中首先否定了世俗流传天能赏善罚恶的宗教思想，认为天仅仅是“有形之大者”，人则是“动物之尤者”。他同时批评了天与人毫无关系的思想，而主张天与人的关系是“交相胜”。他认为天有一条自然法则，即“弱肉强食”，强有力者占先，弱无力者落后。人的作用则在建立制度，明辨是非，以维持人类社会的和平发展。人得其道，则人定胜天。福善祸淫，举贤而去不肖，国洽而天下平，是“人胜天”；人失其道，自然界弱肉强食的规律就起了作用，人类生活就完全受自然规律的支配，就是“天胜人”。这种说法可以说比王充的天人完全无干的说法更进一步。虽然尚是很朴素的唯物观点，但已包含了人类为了生活要向自然界斗争的思想。尤其是指出天的自然规律是“强有力者先焉”，在“天道福善而祸淫”的思想成为社会主导思想的当时，是会使统洽阶级惊慌失措的，是惊人的大胆发现。
另外他还提出一个所谓“无形”的解释。他指出“无形”就是空；但空并不是没有，而是“形之希微者”。所谓“希微”就是细小到几乎没有的形，也就是人目力所看不到的形。他认为人的目力看不到的形，也许狸（犭生）（狐狸和鼬鼠）会看见。又说“无形”乃是“无常形”，即没有平常的形象，须依靠他物方能表现出来，实际并非一无所有。他这种想法虽然仅是自己体会观察自然情状所得的想象，但是想象得非常深刻，并且是合乎科学实际的。
其三是柳宗元。柳宗元是诗人，是古文家，也是一位朴素唯物论者。曾经写过一篇阐明自己宇宙观的文章《天论》，提出“天人各行不相预”的观点，肯定自然是没有意识的。人之制定法律制度也不是为了自然，否定了天能赏功罚恶的迷信观点，驳斥了佛家祸福报应之论。
同时，柳宗元还写了一篇政论文章《封建论》（封建是指分封诸侯），认为封建不可复行。一般说其持论是对的，所以历来对《封建论》也是称赞的。但是，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自秦废封建之后，谁也没有全面或长期复行封建。柳宗元到中唐突然提出反封建的《封建论》，（山豆）非无的放矢，值得深入研究。《新唐书·宗室传赞》解答了这一问题，说贞观中太宗李世民曾和萧瑀等论封建，“喟然欲与三代比盛”。魏征、李百药等竭力反对，太宗觉悟，也就不再提此事。说明唐朝初并没有复行封建之意，是因为经过了武、韦、杨之祸，史学家刘知几的儿子刘秩认为汉朝吕后权势那样大，刘章、周勃能够推翻她是因为外有封建诸侯齐王等为援。唐朝已因女后擅权，唐室几乎倾覆，宜如汉封宗室以固本源。在当时这也是个别人的书生之见，并未成为一种思潮。但是二王八司马这一政治集团正是以宦官李忠言，宫妃牛昭仪等为宫廷政治势力。刘秩的主张正击中他们的要害，所以宗元写了此论以资抵制，并非无的放矢。有的同志认为《封建论》书名是针对藩镇而发，也并不然。因为二王八司马当政时对藩镇是纵容迁就的，削藩的是他们的对立面宪宗李纯、杜黄裳、武元衡等人，所以对《封建论》的评价要一分为二，必须从一般和实质两方面来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