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一生文治武功俱称于世，而对儒学的理论贡献尤其卓著。其学远承孟子，近继象山，而自成一家，影响超越明代而及于后世，风靡一时而传播中外。本文仅对阳明学的理论结构、根本精神以及阳明学的当代意义作一概述。
阳明学的理论结构
什么是阳明学？我个人的理解是：所谓阳明学，就是形成于明代中叶，由王阳明所奠定、其弟子后学所传承发展，而兴盛于明代末叶、转型于明清之际、开新于近现代的良知之学。这个良知之学，以良知为德性本体，以致良知为修养方法，以知行合一为实践工夫，以经世致用为为学目的，是富有人文精神的道德理想主义哲学。它和陆九渊心学乃至孟子心性之学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是良知学。我们可以把阳明心学定义为阳明良知学。
阳明良知学的理论结构由三大部分组成：
一是良知本体论。孟子心学可以说是“仁心”本体论，但他是从孔子那里继承而来的，叫仁学。孟子引用孔子之言说：“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孟子·离娄上》）又说：“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到了陆九渊心学是理学之“心即理”派，是“心”本体论。阳明心学则是“良知”本体论。王阳明的“良知”本体论主要有两层含义：第一，“良知”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是统一主观与客观的认识主体。如他所说：“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王阳明：《答顾东桥》，《全集》卷2，第51页）“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是天理。”（王阳明：《答欧阳崇一》，同上卷，第81页）第二，“良知”既是“知是知非”的“知识心”，又是“知善知恶”的“道德心”，但主要是指道德心。如他所说：“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同上）“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只是一个真诚恻怛，便是他本体。故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亲便是孝……以从兄便是弟……以事君便是忠：只是一个良知，一个真诚恻怛。”（王阳明：《答聂文蔚二》，同上卷，第95页）这里所谓“是非”、“好恶”、“真诚”、“恻怛”也即孟子的“四端”之心，在根本上是一个“仁心”，这“仁心”便是“良知”，这“良知”便是“天理”。
二是致良知的方法论。他对《大学》的“致知在格物”一语，作了与朱熹很不相同的解释。他说：
若鄙人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王阳明：《答聂文蔚二》，《全集》卷2，第95页）
又如王阳明送给门人的几首《咏良知》诗所表达的：“个个人心有仲尼，自将闻见苦遮迷。而今指与真头面，只是良知更莫疑。”“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源总在心。却笑从前颠倒见，枝枝叶叶外头寻。”（王阳明：《咏良知四首示诸生》、《示诸生》、《答人问良知》，《全集》卷20，第870-871页）诸如此类，生动地概括了王阳明哲学的本体论和致良知的方法论思想。如果我们将其中“万化根源总在心”一句改为“万化根源在良知”，也许更能揭示阳明心学的本质特色吧！
三是知行合一的工夫论。他说：
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工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
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尝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王阳明：《语录三》，《全集》卷3，第109-110页）
概括地说，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有三个要点：第一，知行只是一个工夫，不能割裂。而所谓“工夫”，就是认知与实践的过程。第二，知行关系是辩证的统一：知是行的出发点，是指导行的，而真正的“知”不但能“行”，而且是已在“行”了；行是知的归宿，是实现知的，而真切笃实的“行”已自有明觉精察的“知”在起作用了。第三，知行工夫中“行”的根本目的，只是要彻底克服那“不善的念”而达于至善，这实质上是个道德修养与实践的过程。就本质而言，王阳明所说的“知”只是“吾心之良知”，或曰“吾心良知之天理”，其所谓“行”只是“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的道德实践。最后一个是关于阳明“四句教”的问题。这引起了弟子后学的许多纷争。刘宗周和黄宗羲对四句教提出了一些批评。也有不少人认为，四句教反映了王阳明思想的成熟。我觉得四句教应该说是王阳明的精神所在，是王阳明对致知与格物、本体与工夫关系的疏解。
阳明学的根本精神
阳明学的根本精神到底在哪里？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我认为，明代理学的精神在阳明，而阳明的根本精神在“良知”。这个“良知”精神表现在如下四点：
第一是道德理想主义。前述王阳明诗中所说“个个人心有仲尼，自将闻见苦遮迷。而今指与真头面，只是良知更莫疑”、“问君何事日憧憧？烦恼场中错用功。莫道圣门无口诀，良知二字是参同”、“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源总在心。却笑从前颠倒见，枝枝叶叶外头寻”。（王阳明：《咏良知四首示诸生》、《示诸生》、《答人问良知》，《全集》卷20，第870-871页）这些都是概括王阳明道德理想主义根本精神的话语。所以“良知”是心之本体，是进入圣门的秘诀，是知是知非的知识心，又是知善知恶的道德心。这正是阳明学的道德理想主义精神。
第二是人文精神。阳明学的人文精神表现在哪里？我觉得主要表现在王阳明对《大学古本》的修订。因为朱熹《四书集注》中的《大学》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王阳明就根据《大学古本》把“在新民”改为“在亲民”。这个“亲民”就像孟子所说的“亲亲而仁民”，亲之即仁之，就是孔子所说的“安百姓”。这么一种重民生的精神，集中反映了王阳明的人文精神。这种精神也贯彻在他的儒学实践中。古往今来，王阳明确实是一个“真三不朽”的大儒。孔子主要是讲学，他的学说统治者不接受，他也无从发挥。朱熹也是以讲学为主，一旦实践人家把他当作伪学。王阳明文治武功，“社会实践”显著。比如说，平定宁王朱宸濠之叛，平定少数民族之乱。王阳明平乱之后，他向朝廷申请，在江西、福建设几个县。贵州龙场是蛮荒之地，王阳明去那里办教育，所以当今贵州学人一直在大力弘扬王阳明的丰功伟绩。
第三是和而不同的精神。王阳明虽然与朱陆有差异，他也想折衷朱陆，会通佛老。他吸收了道教和佛教不少东西。我曾经在陈鼓应先生主编的《道家文化研究》上发表一篇文章，探讨王阳明与道家文化的关系。也有学者研究王畿，说其“四无”说很大程度上受了道家的影响。我觉得很有道理。尽管王阳明折衷朱陆、会通佛老受到很多人的批评，但我觉得这种折衷会通的精神却是应当发扬的。它实质上是一种“和而不同”、“多元和谐”的精神。
第四是力行实践的精神。王阳明提倡“知行合一”、“致良知”，也可把“致良知”概括为“行良知”，因为王阳明说“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工夫”。黄宗羲对这种力行实践的精神解说得更明确，说“致良知”的“致字即是行字”。
中国佛教史概说：第七章唐代的佛教佛教和国家性质与社会活动第六节僧…中国佛教史概说：第七章 唐代的佛教(一)佛教和国家性质与社会活动 第六节 僧…
中国僧尼自六朝开始，即以方外的身分，住在佛寺过出家的生活，但和一般的社会，并非全无关联。在唐代的官寺以及一般佛寺，举行佛诞、佛成道、佛涅槃、盂兰盆等法会，还有其他如圣节和国忌之佛事，由于作为年中例行之事的佛教仪礼，朝野人士之参诣这种盛仪的行香风气，非常之盛。尤其六朝以来就流行了无遮大会，乃是不分道俗及贫富而平等设斋的施食法会。唐中宗、唐代宗之时，尝设大规模的无遮大斋于长安福安门外及化度寺内。到了唐中期以后，参集佛寺所行的年中行事的法会者，流风已普及广大的一般大众，为此而有将《维摩经》、《法华经》、《净土》等经典内容，用平易的譬喻和有趣的因缘表达出来，那便是「俗讲」的产生。担任这种民众教化的僧人，称为化俗法师，或呼为俗讲师。文溆，便是敬宗与文宗时，最最杰出的化俗法师。这从发现于敦煌千佛洞许多变文与变相，可以注目到当时的佛教，在思想和信仰方面，已普及一般的民众阶层。
命令天下诸州建立大云经寺的则天武后，也命令设立悲田院以收容孤儿及孤老；设立养病院以对疾病者施予医药的治疗。凡需经费，均由官府支给，管理和经营，则由佛寺的僧尼担当。在长安及洛阳，政府设置的悲田坊和养病坊，虽由僧尼负责，却是由佛寺产生的独立机构。这种救济事业，继续经营到武宗的会昌法难，对于佛寺的悲田和养病的施设，也未被废止，两京的养病坊，许有土地十顷，诸州则依收容人数的多寡而许有土地五顷、三顷、二顷不等，用以支给此一事业的继续经营。可是，僧尼们并不仅从事于这种国家所办的救济事业，尚有洪昉禅师，以行乞所得的净财，在陕州龙光寺，建立收容数百位病人的养病坊，使之度其疗养的生活。
唐代的佛寺，有以寺库内所保有的无尽藏，经营碾硙、车坊、店铺等事业者，此以长安化度寺的无尽藏院最有名，这是隋代的信行禅师，于所创三阶教的教义而设置的。本来，这是经营寺院门庭的一种手段，增进寺院的财源，以备不时之灾害和堂塔之修理；因以剩余物资贷出所得利润，辗转生息，故谓之无尽。若逢凶年的穷困之人，便给予无利息借贷，有时必要，则以赈给方式放出，因而成了全然的社会救济事业。此一事业，到了唐代，同样受到欢迎，则天武后曾将无尽藏院移至东都洛阳的大福光寺。可是，利用它的，并不限于长安及洛阳的市民，它显著的活动，远自燕、凉、蜀、赵等各地，亦有向其求取借贷的事件。然在过于盛大之后，弊端亦随之产生，故于玄宗断禁三阶教之先，便将无尽藏封锁起来。无尽藏也非三阶教的独占事业，天下佛事，也设有类似性质的寺库经营；到了宋代，将之称为长生库。这与日本江户时代推行于寺院中的无尽讲以及赖母子讲等的渊源是相通的。
另外，唐代的僧尼，为一般居民所设的治水事业、桥梁之架设、义井、义船和宿舍等的社会事业，也尽了力。例如担任徐、泗、濠之三州僧正的泗州开元寺的临坛大德明远(西元七六五─八三四年)，因其忧虑淮水及泗水的泛滥，居民被灾者太多，遂策动郡守苏遇等人，种植松、楠、桧等树苗一万株，以防水灾造成的苦难。又有道遇，于唐武宗会昌四年(西元八四四年)策画开凿洛阳龙门潭的八节滩，以利洛水的水上运输。倾心于净土信仰的润州昙融，缘于弥陀以四十八愿度脱生死苦海的众生，而在天下三十余州，架设桥梁达四十八座。蒲州的明渡，也因弥陀的本愿，是将凡夫渡至净土的船舶，所以亲自做了黄河的渡守，以过其度人的生涯。由于山西五台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来自各地参拜巡礼者极多，为应这些人的休憩和宿泊之需，设立了好多名为普通院的处所。此在日本慈觉大师圆仁所写《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记载着有关他去五台山沿途所见普通院的状况。这与印度阿育王所设的福德舍，和日本行基及最澄所设的布施舍，性质相同。
佛教，于政治力所不及的，一般社会的孤独者、贫穷者、疾病者，做着种种的社会救济事业。从对生命的尊重，到爱护生物的放生，对刑满出狱者的保护，凶年饥馑时的衣食赈给，以及义井、义船、义桥的设施，乃至推展到植树与免费休憩宿泊所等各种社会福祉的工作。用这些佛教的社会设施，表露了佛陀的悲田与福田思想，发扬伟大的慈悲精神。
